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1892年12月18日），孫中山與鏡湖醫院簽訂《揭本生息贈藥單》，說明此前他已來到澳門。遺憾的是，由於資料缺乏，孫中山到澳之後的史蹟，至今仍有許多爭議。其診所“孫醫館”的具體位置在哪，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將依據澳門公共圖書館“館藏報刊資料庫”Echo Macaense等葡語報章，以及筆者新找到的葡萄牙國家數碼圖書館（A Biblioteca Nacional Digital, BND)所藏的Echo Macaense創刊號（圖1），¹ 結合前賢研究成果，探討孫中山在澳診所“孫醫館”所在位置。

在1893年7月18日Echo Macaense創刊號第四頁，刊載三則與孫中山有關廣告（圖2）：右上角刊《春滿鏡湖》，版心刊《神乎其技》，其下刊《聲明告白》。從《春滿鏡湖》（圖3）廣告可知，其時孫中山已有三個固定的診症地點：鏡湖醫院、草堆街中西藥局、仁慈堂右鄰寫字樓。同版《聲明告白》亦證明當時孫中山經營著“寫字樓”及中西藥局兩處地點。在同日中文版《鏡海叢報》的〈創辦鏡海叢報條例利益佈啟〉一文中，則記載“仁慈堂右街孫醫館、草堆街中西藥局”是該報“惠顧掛號”的地點（圖4）。“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與“仁慈堂右街孫醫館”指的便是孫中山的診所地址。寫字樓即醫館，因為《春滿鏡湖》廣告寫明那裡是“候診”“診症”和“種牛痘”的地方；而仁慈堂右鄰／右街，即今天仁慈堂右巷。

據著名史學家文德泉神父的資料，在1883年9月21日的仁慈堂管理委員會會議上，司庫提議：“鑒於教堂、辦公室和育嬰堂的建築已經破敗不堪，需要昂貴的修繕費用，還不如趁機將它們全部拆除，改建為住宅和出租的房屋。” ²舊仁慈堂建築的拆卸與重建工程於1888年完成，新大樓的門牌便是議事亭前地16號，至今沿用。同時在建築群左右兩邊新闢街巷，分別是羅結地街（Rua do Roquette，現改羅結巷）及仁慈堂右巷。³ 從一幅大約繪於1889年的《澳門半島規劃圖》（Planta da peninsula de Macau，圖5）可見， ⁴在仁慈堂建築群（Misericórdia）右邊的死胡同即仁慈堂右巷。《1905年澳門公共街道名冊》對仁慈堂右巷的描述如下：“門牌號數：單數1到7；雙數6到10。建築物：共有7幢建築物，2口私人水井，1個側門。” ⁵

上述資料說明仁慈堂右巷內有用於出租的仁慈堂物業。這便是孫中山租用來做醫館（診所）的房屋所在。

那為什麼出現右鄰／右街的不同稱呼呢？原因如下：澳葡政府的官方街道名稱，1869年才分別在7月26日和8月2日的《澳門憲報》上公佈，但只有葡文街名，沒有中文。 ⁶1888年仁慈堂右巷開通後也只公佈葡文名，沒有中文名，要到《1905年澳門公共街道名冊》才有了葡、中對照的街名。 ⁷也就是說，全澳的中文街道名稱到1905年才有官方統一規範的版本。此所以1893年時，對孫醫館所在的同一條小巷，有的華人叫右鄰，有的華人叫右街。
學術界對孫醫館的地址，目前有議事亭前地14、14A及16A號三個說法，但筆者認為，直到1893年9月離開澳門為止，孫醫館一直在仁慈堂右巷內，沒有搬遷到別的地方。

議事亭前地14號及16A號說主要來自陳樹榮及黃宇和兩位先生。
陳樹榮的14號說，其依據是刊登於“1895年11月9日”Echo Macaense所載的仁慈堂會議記錄。⁸ 其實，這份仁慈堂會議記錄最早刊載於1895年9月7日《澳門憲報》（Boletim Official），當中記載議事亭前地14號房屋曾租給華人孫逸仙（Sin-Iat-Sin，圖6）。其時仁慈堂管理委員會換屆，新一屆成員於9月3日的會議上，發現上一屆管委會的賬目不清、管理不善，其例子便是議事亭前地14號房屋租務的一筆糊塗賬。支持新一屆管委會的Echo Macaense見到《澳門憲報》上的會議記錄，大呼“震驚”（espantoso），連忙以《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Um Documento Importantissimo）為題全文轉載（圖7）。這是仁慈堂會議記錄刊於Echo Macaense的原因。只是，Echo Macaense轉載這份會議記錄的日期是9月11日，而不是11月9日。 ⁹

仁慈堂會議記錄把孫中山租用的房屋記為議事亭前地14號，應是筆誤，因為孫中山租的是14A號（參看下文）。14號房屋於1892年11月19日前已被同善堂買下做為會址。¹⁰ 1874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名冊》顯示，議事亭前地其時已有14A號門牌，¹¹ 與14號房屋相連，此從同善堂會址的舊照片可證（圖8）。¹²

至於黃宇和教授提出的議事亭前地16A號（即便民藥房）說，乃是他認為按中國人對房屋位置稱呼的習慣，左右恰與西方相反，故“仁慈堂右鄰”便是16A號。¹³ 黃教授以中國人習慣來解讀“右”的位置，非常正確；但以仁慈堂（16號）來判定其“右”邊建築物（16A）為孫醫館，忽略了“右鄰／右街”也可以是指巷內的房屋，可謂百密一疏。

以上兩說皆是美麗的誤會，因為仁慈堂租給孫中山的是議事亭前地14A號房屋。

根據仁慈堂披露的租約文本，孫中山租用的是議事亭前地14A號門牌的房屋（圖9）。¹⁴

仁慈堂與孫中山是在1893年8月26日簽訂14A號租約，訂明“租期由當年9月1日起計，以144元澳門幣的價格租用一年、每月預付、由華人葉侶山擔保”。也就是說，直至1893年9月1日前，孫中山不是14A號房屋的租客。
事實上，孫中山原來打算租的是仁慈堂位於議事亭前地16號的房屋。據孫中山研究者霍啟昌教授查找到的資料，1893年8月3日仁慈堂會議記錄載，“一位中國醫生孫逸仙，他居住在仁慈堂的其中一間屋，打算租議事亭前地16號的一間屋，但請求清潔(該屋)因有一中國人在屋死去。行政委員會決定由建議者(孫逸仙)自己進行這項工作”。¹⁵ 這份會議記錄透露了三件事：

1. 孫逸仙“居住在仁慈堂的其中一間屋”，這間屋應該便是仁慈堂大樓後的孫醫館；“居住”兩字顯示這間屋不僅是醫館，也是孫中山的住所。
2. 當年8月3日前孫中山向仁慈堂提出想租用議事亭前地16號。黃宇和教授認為孫醫館在今16A號房屋，果若如此，孫中山去租用一巷之隔的16號便令人難以理解。再證此說為非。
3. 議事亭前地16號原有租戶已死去，孫中山想仁慈堂去做房屋清潔，但仁慈堂要孫中山自行負責。

根據仁慈堂檔案記載，當時16號的租戶叫李獻廷，這死去的中國人便是他。¹⁶ 1893年7月18日《鏡海叢報》創刊號以《凶案堪駭》為題報導，謂“李獻廷⋯⋯五月廿九晚八打鐘……行至王家新街，突有凶人用刀刺，身受三傷”；“無如傷重勢危，延至次晨而逝”（圖10）。¹⁷ 五月廿九日即西曆7月12日。同一期Echo Macaense也有報導此件凶案，內容大同小異（圖11）。¹⁸ 《鏡海叢報》漢、葡兩版對李獻廷案的報道，證明前述8月3日仁慈堂會議記錄的真確（有一中國人在屋死去）。李獻廷是7月13日早上死去，那麼孫中山便是於7月14日至8月3日之間向仁慈堂提出想租用16號屋。

霍啟昌推測，孫中山可能為免麻煩（不想清潔房屋），轉而租用14A號。¹⁹ 正如前述，孫中山是在1893年8月26日簽訂14A號租約，且租期由當年9月1日起計。必須要留意，文獻只記載孫中山簽下14A號租約，並無記載他是想把孫醫館搬到這裡。即使他真的是想搬遷醫館，也得是9月1日之後才能開業。
然而，孫中山於9月26日在Echo Macaense刊登《聲明告白》，宣佈“晉省有事”，所有“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兄代理”，落款日期是“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圖12），即1893年9月25日。此《聲明告白》說明孫中山此次離澳，短時間內不會回來，故需要公開授權予陳孔屏代理；若只是兩三天的短暫離開，便無需大費周章刊登聲明了。
那麼，在9月1日至孫中山離澳期間，議事亭前地14A號有沒有被用來做孫醫館呢？筆者認為沒有，因為刊載孫中山診症地點的《春滿鏡湖》廣告在9月26日及10月4日仍在刊出，診症地點依然寫著“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若孫醫館已在9月1日後搬去新址，廣告內容豈會不改，總不能讓病人去摸門釘吧？同時，10月4日之後Echo Macaense就沒有《春滿鏡湖》廣告，只剩中西藥局廣告，那是因為孫中山已離澳，醫館無人開診，自然不能再登；中西藥局因有陳孔屏在打理而無礙經營，便繼續賣廣告。

目前我們不知道孫中山租下議事亭前地14A號作何用途，也不知道他為何在8月26日簽新租約，9月26日就登聲明稱“晉省有事”，但孫醫館的位置應可確定：它便是在文獻已確鑿記載、當年的仁慈堂右鄰／右街的某樓房內（圖13），不曾搬遷。

作者附記：本文改寫自筆者研究孫中山澳門史蹟的論文，為適應網上發表，刪去相關文獻綜述及其他與主題無關的考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