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詩人，史學家。初名紹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受業於順德舉人陳邦彥。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南下入廣州，曾參加陳邦彥等發動的抗清隊伍。順治七年，清軍再破廣州，為避禍，削髮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種。後與同里文士創“西園詩社”，以詩言志，砥礪名節。兩度北上遊歷，先後到南京、北京、山海關、關中、山西等地，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結交遺民，以圖復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廬。康熙元年（1662）歸粤，蓄髮還俗。台灣鄭克塽降清，復明絕望，遂隱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表彰抗清忠烈，未幾病歿。善寫詩，詩風明朗雄健，頗負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軍入關時暴行，感傷時事，為後世傳誦。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為“嶺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詩外》、《道援堂集》、《廣東新語》等30餘種。屈大均曾在澳門居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情節尚待進一步考訂）。他在澳門時撰寫的詩文留下了關於當時澳門情況的珍貴記載。在《廣東新語》卷二的《澳門》專文及《廣東新語》其他各卷中，有關澳門及西洋夷人的記載將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詩外》中有以《澳門》為題的詩六首，其他吟詠澳門及與澳門相關的詩12首。這些詩文記述澳門和當時形勢，澳門聖保祿教堂及澳門天主教法規禮儀、澳門經濟貿易（澳門葡人海外貿易），以及葡人生活習俗及西洋物品等，觀察細緻，記載翔實，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史料。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月23日－1698年2月10日）5—7月，高僧成鷲再次遊澳門，寓居普濟禪院。其住澳時留下七律詩六首：《丁丑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三巴寺》、《望海樓》、《青洲島》及《島門秋雨與諸子同附》。其《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有“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句，生動描寫了澳門之中西語言交流，極具巧思。而《三巴寺》一詩：“暫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箬葉編成誇皂蓋，檻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以一位佛教高僧之筆見證了澳門這一天主聖名之城的真實存在。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87—93頁；釋跡刪：《鹹陟堂詩集》卷14。

釋碧漪，澳門普濟禪院、海覺寺僧。 釋碧漪活動於清咸豐、同治、光緒年間。澳門普濟禪院客堂懸暢瀾和尚畫像，上有釋碧漪題詞：“見爾即是我，我本無色相。若謂面目非，本來皆空相。若為是像甚從容，供盼賞。雖未得阿褥多羅，已遠離顛倒夢想。吁嗟乎！竹笠與芒鞋，去住無聲響，去則放曠住隨緣。住則立足何所間。”蓋將暢瀾和尚視為志同道合者，欲追陪左右。 現錄釋碧漪的詩一首： 《媽閣觀潮》[1] 千層疊浪水朝東，海國天生一島雄。[2]洋盡九洲雞頸出[3]，門開十字馬尻通。[4] 怒濤聲吼橫拖練，落日翻球亂滾紅。[5]萬里帆檣仗神力，洪波到處穩乘風。[6]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75-76頁。 [2]海國：謂南海的邦國。 [3]九洲：指九洲洋。雞頸，指雞頸角。 [4]馬尻（kāo）：猶言馬角，娘媽角的別稱。《楚辭》屈原《天問》：“昆崙縣圃，其尻安在？”《注》：“尻，脊骨盡處。以山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也。”以上二句意謂粵東的內洋盡於九洲，潮水流經雞頸角即出外洋；十字門開啟南海的潮水，直通至娘媽角山前。 [5]練：白色的熟絹。以上二句意謂在海濤的怒吼聲中，沖刷著海邊的一層層巨浪，有如一匹匹橫向攤開的白練；天邊的落日，有如一個在大海中翻滾的大火球，把潮水染成一片殷紅。 [6]洪波：大海潮。曹操的《觀滄海》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以上二句意謂萬里遠航的海舶，仰仗媽祖神力的庇佑；在驚濤駭浪之中，也能如渡安瀾，順水順風。

暢瀾和尚，晚清時期澳門普濟禪院的中興祖師。 大汕和尚之後，由暢瀾和尚接任澳門普濟禪院住持。 普濟禪院自從清朝嘉慶戊寅年重修後，內部左右偏殿，還未有西廳各堂，東廳只有數楹，僧舍過少。經過40多年風雨侵蝕，檐牙殿角已破壞。有見及此，當時住持暢瀾和尚發起募捐，以完成擴建禪院的計劃。此舉獲得王祿、沈旺、蔡兆蕙、趙允冠等澳門富商大力支持，慷慨捐輸。 1858年，普濟禪院重修，東偏拓展園亭，增建僧舍，西廳各堂及地藏殿相繼落成；這次重修擴建，得到澳門海防同知馬增頤撰志，翰林院編修曾望顏書碑，墨寶書香，今仍勒存寺中。碑誌提到，馬增頤於1857年巡視澳門，曾到禪院拈香，看見簷廊坍塌，各殿蠹蝕難支，傾圮頹垣，不得不擇年重修，在善信醵金萬餘之後，同年仲冬工程開始，次年竣工，擴建僧房，增設地藏殿和西廳各堂，使寺貌煥然一新。[1] 澳門普濟禪院是澳門規模最大、佔地最廣、歷史最久的古建築，建於中國明代天啟年間，是一座典型的中國佛教建築。據《香山縣志》記載，大雄寶殿以前是普濟禪院的正門，由於歷年戰事不斷，幾度被毀，幾度修繕，現在的大雄寶殿是1868年重修。穿過長壽佛殿，就是聞名世界的觀音堂。觀音堂是普濟禪院的主體建築，規模很大，除觀音菩薩外，觀音殿裡擺放著18尊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羅漢。據說這些雕塑由大汕和尚奠基，後來，暢瀾和尚請能工巧匠塑造完成。 2010年3月26日，珠海市博物館文物徵集小組成員將造貝村發現徵集的石碑運抵博物館收藏，其中有一塊“妙果老禪師、暢瀾老和尚”墓碑，高135釐米，寬47.5釐米，厚11釐米，墓碑字體為魏碑體及楷體，極有文物價值，據考證，妙果老禪師為“洞宗三十五世”，兩人在晚清時在澳門活動。[2] 現錄暢瀾和尚刻於1916年的詩一首：[3] 《媽閣刻石》 南荒開島嶼，絕壁俯危亭。莆浦來神女，名山擘巨靈。 潮平波蘸碧，石峭樹懸青。海闊天空外，孤帆入渺冥。 [1].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頁。 [2].《吳曉雲造貝村發現洞宗禪師墓碑》，載《珠江晚報》，2010年3月28日。 [3].《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普濟禪院創建自明朝末季，當滿虜入關，明室云亡時候，不少故朝遺老，漢族男兒，義不帝秦，奮起抗清。雖然，終歸失敗，死節而外，或逃亡異地，或遁跡空門。故當時如大汕、跡刪、陳獨漉、屈翁山輩，皆嘗隱身於普濟禪院。且以其佛門清靜，地方幽雅，故後世之文人畫客，如謝闌生、鮑俊、黃香石、高劍父等，亦在此組畫壇，結詩社，留下幾許丹青墨寶，軼事珍聞。茲欲詳談，恐難杖舉，只有擇尤述要，聊佐談乘而已。大汕，普濟禪院之開山祖也。字石濂,又字石蓮，號廠翁，迺江西南昌人。生於明朝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少時年方十六，在蘇州削髮為僧，常自稱是當時名僧覺浪杖人道盛之法嗣，後移錫廣州，住長壽寺。清康熙初年，嘗至安南，時方亢旱，為國王祈雨，果獲甘霖。王因延之至宮，尊為聖僧，居留數年，捆載而歸。是時海盜猖獗，聞將金帛，藏諸藤佛腹內，始得安全返穗。於是大修長壽寺，並來望廈村，營繕普濟禪院，後更往清遠，建立峽山寺。一時豪紳巨賈，志士名流，樂與交遊。王漁洋常盛讚其能詩善畫，及營造有巧思。大汕與陳獨漉、屈翁山等志士相交最厚。故傳其有謀推翻滿清活動，但找不到證據。又常與諸名流如社于皇、吳梅村、陳其年、魏私公、高淡人、吳園次、宋牧仲、萬紅友、田綸霞、黃九煙、王阮亭等輩，時相唱和，兩廣總督吳興祚亦甚禮重之也。大汕曾在海外獲資甚巨，故能大營普濟禪院，及廣修長壽寺等，其又常以貨幣結納賓客，禮分三級。會有江南名宦潘次耕，耒為飲亭林弟子也，授博學鴻詞，罷官來粵，大汕以次禮贈之，潘次耕大忿，返京後伺隙報復。適按察使許嗣興調任廣東，潘誣訐大汕，囑許速治汕罪，緩恐謀脫。許聽潘言，果即下汕於獄，後來大汕於被遞回籍時，半途殞命，歿時年七十。此迺清初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零二）事也。大汕，想是一個具有聰明才幹之明末志士，不過隱跡佛門，觀其既不落髮，亦不剃頭，不侍虜廷，亦不拘泥佛誡，詩文不避綺語，且曾遊歷海外，操習貿易經營。當時廣東常有糧荒之虞,汕嘗運安南谷米以救粵之不足。而廣東設立海關，洋舶爭來互市，亦汕為之導引，使粵省經濟收入加增。但其常與海外遺民義士交好，滿清朝廷實深忌之，奈無證據，致終以別罪誣陷之耳。因汕交結名流士紳太廣，若以謀抗清廷論罪，則株連必衆。而當時之名流，亦有故意詆毀大汕，以求洗脫被累者。當地官吏亦以迴護當時之一班名流士紳，不敢深究，故大汕當年之反清復明事跡，早被一輩名流仕宦毀滅盡淨，已無可稽攷也。大汕著有《離六堂集》十二卷，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受大越國王聘往說法，翌年歸，著有《海外紀事》六卷，詩有《濃夢尋歡》，畫有白描羅漢中堂，另又自繪肖像作披髮頭陀狀，存普濟禪院中。

淡歸和尚，明之遺臣也。孤忠梗直，有古德風，明朝亡後，迺遁跡禪門，是名僧天然和尚第四法嗣，屬番禺雷峰山海云寺禪系，與普濟禪院大汕和尚所屬之廣州長壽寺一系有別。查其生平未嘗履澳，或傳其為普濟禪院方丈，實大謬也。但其手寫之《丹霞日記》，現流落在普濟禪院中，高僧真跡，什製珍藏，遂成為普濟禪院之鎮山寶焉。物既以人傳，則其人之歷史，與物之究竟，實有一研究之價值也。淡歸名今釋，浙江仁和人，俗姓金名堡字道隱，生於明朝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年二十三舉崇禎丙十鄉試，庚辰成進士。乙酉杭州失守，迺偕里人姚誌卓起義山中，與浙東諸軍相遙應。及浙江郡縣次第失守，迺逃亡。聞隆武帝立， 迺入閩聯絡江上義師。投大將方國安軍。及辭朝，僦居辰州山中。戊子冬赴端州， 永歷帝改授兵科給事中，亢直不畏強禦，遇事敢言，參劾群奸，舉朝屏息，與袁彭年等有假山五虎之號。及永曆走滇，被羣小報復誣陷，付錦衣獄，拷掠備至，譴戌清浪衛。適清兵來，押解盡逃，迺倖免於難。遂入桂林求茅坪菴僧剃度，初名性因。時粵西留守閣部瞿式耜，督師大司馬張同敞，同時死節，堡迺毅然上書定藩，乞收其骸骨。定藩義之，允其請。迨至壬辰，入廣州參天然和尚，旋奉命至棲賢充書記，受具雷峰。丙申移錫東莞篁溪芥庵，復闢載庵，時與邑中遺老李覺斯輩賦詩酬和。壬寅遊仁化丹霞山，闢丹霞別傳寺。未聞有來澳門望廈村，駐普濟禪院也。淡歸和尚得南雄知府陸世楷之助，創立丹霞別傳寺後，迎天然大師主法，自充監院。前後戮力十六年，後更闢南雄之龍護院，及韶州之會龍庵兩處為下院。斯時始獲天然印可，收其為第四法嗣，後天然往丹霞充西堂，淡歸迺於甲寅繼席。丹霞日記即在此時前後所寫者。自是淡歸白首於丹霞，足不下山。四方之人，瓶笠雲集，爭來參謁。迨至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零）九月八日迺示寂，時年六十七歲。著作有《徧行堂集》。及續集行世。欲修僧史未成，及至乾隆四十年間，竟有紮行堂集文字獄風波。滿清君主之專制嫌忌，於此可見一斑矣。至於留藏在普濟禪院之《丹霞日記》，其內容究竟如何，可讀汪宗衍先生之 《淡歸和尚日記跋》，自能明瞭。茲節錄於後：“淡歸和尚手寫日記一冊。起自六月廿九日，迄於十一月三十日。凡二十頁， 末有淡歸釋二印，蓋前半為住丹霞山別傳寺時記，後半則移錫龍護院與出嶺後記也。記不著年，而云八月初六日得歸宗兩札來催，為老人病甚，與海幢速出料理，廿四日為周曲江作序，九月十六日早解維，二十日午刻到龍護院，甘一日晤孝山，十一月三十日別棲賢還歸宗謁方丈。按：老人謂天然，是淡歸本師。海幢者阿宇無，天然首座也。周曲江名韓瑞，福建莆田人，曲江知縣。康熙十二年纂修曲江縣誌，孝山為陸世楷，浙江當湖人，時官南雄知府，與淡歸為中表，丹霞創建，孝山護法之力最巨焉。見朱彝尊將撰墓誌，並於嶺外歸舟詩詠其事。所謂淡公山水入奇懷，陸守頻營繡佛齋者也。龍護在南雄，為丹霞下院。棲賢歸宗皆匡山名剎。成鷲咸陟堂文集舵石翁傳，癸丑觀天然於匡盧，時天然主歸宗法席，與日記合。天然看新春偕淡長老遊玉簾泉詩，則明年甲寅病起作也。是秋有耿藩之變，天然度嶺歸粵，孝山亦丁憂去官，知此記作於康熙十二年癸丑。時淡歸年已六十，越八年庚申示寂矣……記中多關山寺掌故，所為詩文時日，亦可與《編行堂集》互相參證，書法南宮，精到健媚，小字草圖，世所罕覯，今藏澳門普濟禪院……”

張仲球，字有貢、又字仲謬[1]，法名觀圓，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民初澳門知名人士。張玉濤族叔。 張仲球為前清秀才，維新思想較強烈。1891年後，他與同里陳筱江、陳蔚秋及堂侄張玉濤（觀本法師）在澳門創立原生學舍，辦原生學堂、原生書藏。1897年後，他與張玉濤等人成立澳門不纏足會、戒煙會澳門分會。[2]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周兩位先生的提議和捐贈，在澳門各區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設立五所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各處義塾內立孔子像，設戒方，教授三字經、四書、古文、尺牘等課程，學生免費入學。 1905年，張仲球擔任鏡湖醫院總經理（總值理），鑒於各處義塾過於陳舊簡陋，將五所義塾合併為一所，並加以革新，制訂新課程，成為一所規模較大的小學，改稱“鏡湖義學”。校址設在鏡湖醫院右側。初時分辦甲、乙、丙三個班，學生150餘人。另為照顧貧童入學起見，專設上、下午兩個班，增招蒙學兒童80名。 1912年起，學校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該校歷任校長曹子基、何賓岩、范潔朋、徐偉卿等，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舉。現在該校在校學生有2000多人。[3] 民國建立後，張玉濤於1914年在上海皈依冶開法師，修淨土法門，法名觀本。 1931年4月，張仲球在澳門功德林剃度出家，皈依冶開法師，法名觀圓。[2] 張園是張仲球園宅，又稱“因樹園”，成為澳門三大名園之一，園內兩幢住宅約建於1932年。張園位於今士多紐拜斯大馬路、雅廉訪大馬路、文第士街與美副將大馬路四條街道所圍之地段，正門開於雅廉訪大馬路，而靠士多紐拜斯大馬路的一段建有屋宅，有側門進出。 張仲球和汪兆鏞友好交往，彼此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和認知。20世紀20年代，他和汪兆鏞連袂出遊。1926年，他和汪兆鏞、崔師貫登萬松山。 1938年秋天，汪兆鏞移居二龍頭張仲球園宅中。[2] 當時寓居澳門的文士以張園作詩不少，如汪兆鏞的《題張仲球明經〈因樹園圖〉》：[4] 因樹以為屋，始漢申屠蟠。詭時樂遯跡，棲息取苟完。 張矦澹宕人，平生敦古懽。邑里盛豪貴，不以利祿干。 卜地二龍泉，結園三畝寬。百年喬木在，昕夕相盤桓。 有堂可載酒，有池可垂竿。茂林與修竹，畦菊兼畹蘭。 濛濛罥綠煙，涼碧生晝寒。疏樸此真意，何事七寶欄？ 況復耽禪悅，佛火飄旃檀。懸想祇陀林，亦作如是觀。 我來賃廡居，愧非梁伯鸞。劫餘種樹書，深談吐肺肝。 故園不忍憶，珠江流漫漫。大好井華水，披圖味龍團。 清末進士、書畫家、詩人張學華作《題張仲球〈因樹園圖〉》：[5] 昌黎庭樹淵明柳，手植辛勤愛此廬。 難得天然留勝境，百年喬木自成圖。 1882年，澳葡政府憲報中載稱，市政歷年來在西洋墳場旁的塔石山（賈伯樂圓形地一帶）、仁伯爵所在的若憲山（山頂醫院一帶）和二龍喉後面的山上（松山西坡）所種的各種樹木，尤其是由葡國萬里迢迢運來的松樹，都被華人偷偷砍掉了，白白浪費了大量公帑。因這些地方都有華人的墳塚，他們認為樹木的根會打擾他們先人的安寧，破壞了家族的風水。 翌年澳葡總督羅沙發佈行政命令，命令警察和市政稽查巡山，市政廳負責補植大量樹木。若發現華人以風水為理由破壞樹木，官府將勒令他們遷墳。若有不從者，官府將會代其遷墳至關閘外的高沙崗丘亂墳地。 此令一出，引起坊間譁然，由於當時澳門華人領袖的祖墳大多沒葬在澳門，沒人帶頭與澳葡交涉抗議，許多華人敢怒不敢言。從此，東望洋山上樹木生長茁壯，綠意盎然，許多人自動將祖墳遷走，以免“樹根傷陰宅纏先人”。 其中，張仲球的堂叔、堂兄弟、愛妾都葬在二龍喉對上的東望洋山麓“南屏張氏墓園”，今登山纜車山上車站處。此處是東望洋山西麓有名的吉穴，稱作“南屏晚望”。但澳葡在此墓園植下葡國松六棵。張仲球認為“南屏之望被遮，夷樹之根侵棺”，悄悄叫人撿骨，遷葬眾親先人返南屏。1886年，張仲球考中香山縣學童生，並被學官任命作廩生——眾秀才之首。後來，他對人說：“這是拜澳夷逼遷族墳所賜，因禍得福。”[6] [1]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123-128頁。 [2]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藏經禪藏‧語錄部虛雲和尚年譜》，台灣：佛光出版社，1994，第205-215頁。 [3]《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4]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24-126頁。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83-185頁。 [6]金豐居士：《名士遷墳避禍得福》，載《新報》，2012年10月3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2583。

跡刪迺明末之志士，清初之高僧也。釋名光鷲，後易名成鷲，跡刪是其字耳。是廣東省番禺縣人。俗姓方，原名顓愷，字趾麐，為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生於明季萬歷五年丁丑（一五七七）,隆武時補諸生。父殁後，奉母羅浮，躬耕盡孝。當滿清平靖二王入廣州時，督學使者檄諸生，如不到試者，以叛逆論罪，顓愷誓死不赴，遁往鼎湖削髮為僧，一向戎律精嚴，道範高峻。但母殁時，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雖俗僧譏之弗顧也。平生工詩能文，尤擅草書，一時名公巨鄉皆盛譽之，爭與往還。丁丑夏（一六三七）,當移錫望廈觀音堂。在觀音堂曾賦詩《寄東林諸子》云：“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鴂音。兩 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身縱步吟。”又贈劍平上人詩云：“避暑真宜地軸偏，欣將生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蔭深異昔年。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洛伽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此二詩甚得澳人諷誦。 跡刪晚年，掩關大通寺，致力著述。至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迺示寂。時年八十六歲也。遺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詩集》十五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指》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一卷，《鼎湖山誌》八卷。現在普濟禪院內，尚藏有其草書條屏，墨潘淋灕，筆意奔放，誠可寶貴之珍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