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黎翔，字騰翮、仁卿，號鳳樓，香山縣人。[1]進士、太史、書法家。 清咸豐十年（1860），黎翔榮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進士[2]，選庶吉士，未散館；官至太史（明清時，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又稱翰林為太史）。 黎翔為澳門鏡湖醫院撰寫《鏡湖醫院記碑》。[3] 澳門三街會館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後，日漸廢圮，澳門八百餘家商人、店號遂“商議醵金數千有奇，爰集鳩工”，在其舊址重修三街會館。由三街會館值理總領其事，從館內保存的買賣房屋契約看，咸豐八年（1858）前開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這次重修將會館有所擴充。重修竣工後，立有《重建闔澳公所碑記》，撰碑者為國史館協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於書法，創作的一副對聯立軸，規格為133釐米×30釐米×2。[5] [1]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頁。 [2]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頁。 [3]《澳門萬象》編寫組：《澳門萬象：簡明澳門百科全書》（下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601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頁。 [5]《黎翔　對聯立軸》，載“卓克藝術網＂，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黃施民，原名黃玉宇，廣東南海西樵（今屬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人，生於香港。中共廣東省委海外工委副書記、深圳經濟特區市委書記、詩人。 20世紀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從事進步的政治活動。 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海外工委秘書長、副書記，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門市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經濟特區市委書記兼副市長，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省“三胞”委員會主任等職；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全國韻文學會理事、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中華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職，享受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正廳級離休幹部待遇，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 晚年時期，施民從事詩詞寫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風華詞集》、《南窗詩草》、《南窗詩鈔》等，作品多反映廣東開放改革的新風貌。其中，《南窗詩草》1988年由澳門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時31分，施民在廣州逝世，終年82歲。[2] 1952年7月25日16時，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進入中立區站立約一小時，中方邊防團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當日下午6時，該葡兵與另外八名葡兵前來關閉木馬（葡方鐵絲障礙物，平時晨開晚閉），竟將木馬抬進中間地帶約兩步，還越過了中方警戒線。中方哨兵見打手勢制止無用，在拖拽該葡兵時將其摔倒在地。隨後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槍上的刺刀刺傷中方哨兵左臂，同時葡軍碉堡向中方開槍，中方駐軍被迫自衛還擊，戰鬥持續十多分鐘。 此後，中葡雙方進入緊張戒備狀態，關閘關閉，雙方人員停止進出。對於澳葡當局的公然挑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駐防關閘的前山邊防局第五分局當即向澳葡政府進行交涉，要求葡方對事件負全部責任。時值朝鮮戰爭時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為避免事態擴大，成為其他國家滋事的理由。葉劍英立刻向中央政府彙報事件整個過程，得到毛澤東“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國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的指示。 澳門總督史博泰感到事態嚴重，委託經濟局局長羅保全權處理此事。羅保在沒聯繫到中方駐澳門的代表（南光公司負責人）的情況下，找到澳門中華商會代表何賢、馬萬祺，希望他們出面調解。馬萬祺等人瞭解事況後，迅速聯繫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告知葡方希望談判。 1952年7月26日晚，葉劍英在廣州梅花村30號中共華南分局會議室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聽完大家意見及饒彰風的彙報後，葉劍英說，我們對關閘事件的處理，應當把握從寬的原則。這事件的性質畢竟是地方事件，用不著大動干戈。 會議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趕赴拱北，與澳門方面接觸談判，並提出三個談判條件：一澳門當局必須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二就關閘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賠償損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黃施民和曹若茗與澳門各界和中華總商會代表何賢、馬萬祺在拱北解放軍指揮部進行談判前磋商。雙方要求相距甚遠，會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何賢、馬萬祺回到澳門後轉達中方的態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權衡過後，答應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的要求，其餘兩個條件不答應。7月27日，何賢和馬萬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轉述澳督的意見，這一意見遭到中方代表黃施民的拒絕。 1952年7月25日事發後，澳葡政府就連夜召開緊急會議，邀請美、英、法及台灣地區顧問參加，以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過軍事、政治、經濟向中方施壓，使中方退讓。 26日、29日、30日，葡軍悍然向中方界內發射炮彈，猛烈轟擊。同時，英國駐葡萄牙大使及駐遠東陸軍總司令在28日對外宣稱“英葡訂有軍事同盟”，並宣佈凍結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財產。 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員工二百餘人。美國在台灣海域演習的幾艘軍艦，也在去韓國途中折回香港，並大肆造謠生事，不斷圍攻中方軍艦。澳門、香港邊境同時緊張，亞洲和平會議又將召開，如處理不當將造成不良國際政治影響；稍有不慎，都可能導致衝突惡化。 在此關鍵時刻，葉劍英再次以他過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賢、馬萬祺等澳門愛國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開會議分析情況，制定相應策略，針對葡軍的軍事行動，中國駐防軍加強準備，反擊堅決果斷，給葡軍以沉重打擊。 1952年7月30日，戰鬥結束，葡方共發射炮彈490發、子彈二萬多發，死亡五人，傷14人；中方還擊炮彈109發，子彈8820發，死亡二人，傷30人。衝突的持續升級對澳門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不少居民逃往香港。當時船運公司票價暴漲，但大家仍然湧往碼頭，爭相上船。 澳門居民的生活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各種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中共已調來一個師的兵力，在關閘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說中共要將澳門封鎖起來，以後連水也沒得喝啦。澳督不斷發出安民佈告，但收效甚微；又請何賢、馬萬祺出面調解，希望中國政府諒解，寬容處理。在何賢、馬萬祺的斡旋下，8月1日開始，中葡雙方進行15次談判。何賢、馬萬祺為了澳門同胞的利益，不辭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軍指揮部商談，有時甚至一天三進三出。 為了盡快平息關閘風波，讓澳門同胞早日恢復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華南分局第90次會議上，葉劍英專門向常委說明澳門關閘事件的經過及處理意見。他認為，澳門事件是由於葡方個別哨兵失誤造成，應予以寬大處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徵性賠償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慮之後，向葡萄牙政府彙報談判的情況。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談判中，澳葡當局答應中方提出的全部條件，由經濟局局長羅保為代表簽署澳葡政府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安廳邊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書。[3] 現錄黃施民的詩兩首： 《西灣遠眺》[4] 古堡斜陽舊炮台，榕陰輕拂綠雲開。千帆夜釣西灣月，萬點金星撲眼來。 《念奴嬌‧開放吟》[5] 南天門上，又臨春歲曉，山河金碧。探手雲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業方興，窮根始斷，百倍情懷激。革新開放，浪潮翻卷朝夕。 猶記鎖國當年，戰機頻失，舊路多荊棘。賴有經綸長袖舉，拂起無邊生力。左道讕言，狂詞空調，一例成陳跡。九州重振，八方同奮飛翼。 [1]廖紅球：《廣東當代作家辭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黃施民同志逝世》，載“金羊網＂，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盧漢明：《“解密”1952年：澳門關閘事件》，載《南方》雜誌，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劉夢芙：《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中），合肥：黃山書社，2008，第1220頁。

黃健，又名黃如誠，字曉生，香山縣長洲（今屬中山市西區）後山村人。[1]革命家。 父親原在煙洲小學執教，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在私塾任教，不久棄教從商，全家開始過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個，黃的弟弟黃鞅（真鈞），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2歲。[2] 1925年，黃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從事革命活動，擔任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中山分社負責人、中山學生救亡工作團副團長、廣東省學聯第一屆執行委員。 1926年6月，黃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共青團中山縣委書記；同年底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1927年，他因策反駐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團團長周景臻參加賣蔗埔起義不成而被捕，囚禁於廣州監獄。同年12月廣州工人起義，黃率領難友衝出監獄。 1928年春，黃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擔任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執行第三國際共產決議在東京舉行國際反帝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軍警大肆鎮壓而被捕。黃被嚴刑拷打逼供，無效後，敵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藥，企圖殺害，幸及早發覺，經催吐洗胃脫險，後僱請律師辯護才獲釋放。 1932年1月28日日軍入侵上海，當時愛國軍民為聲援十九路軍抗日舉行示威遊行，黃在領導大家高呼口號時遭特務逮捕，被關進英租界巡捕房，後來英人以遊行無罪釋放他。不久，黃在張貼抗日標語和《新群眾》壁報時，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黃堅持宣傳抗日，通過手抄《鐵窗報》，喚醒難友起來鬥爭。後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出庭辯護，獲得保釋出獄。[1] 1933年底，黃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編印出版《要人報》開展宣傳工作。1934年初，他被敵人盯梢追蹤而被捕，由上海轉解南京。在獄期間，黃與杜嵐認識，放風時候、“聽訓會”上，他與杜嵐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有個同鄉叔叔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通過陳策、鄭占南、謝作民等保釋，極力斡旋，擔保兩人於1934年底出獄。黃與杜嵐先後返回廣東中山長洲，在黃家舉行婚禮。[3] 1935年初，黃與杜嵐來到澳門，興辦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為己任。他決定團結爭取有利的社會關係，集資辦校。當時黃仁輔、鮑雁坡、鮑夢光、楊振聲、楊雪溪、楊雪傖等社會熱心人積極支持，1932年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同年秋後，該校校長黃仁輔和創辦者多人，因事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移交黃接辦，並鄭重地簽訂一份合約，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要求。 黃掌管學校後，首標辦學方針和宗旨，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一批有為青年及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心辦學，當時的老師有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他（她）們都抱著獻身教育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人才的志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 初期學校經濟困難，黃想盡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黃和全校教職員工，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對學生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較好的基礎。[3] 同年，黃與華南工委接上組織關係，被任為“南委”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五縣（南海、番禺、中山、順德、東莞）特支書記；1936年任博羅縣特派員。期間，經組織同意，他利用黃仲榆當博羅縣長關係，當上博羅縣一個區區長。在任期間，黃組織百多人的“義勇警察隊”，為象頭山、羅浮山一帶建立武裝根據地做好準備。 1938年，黃擔任中共博羅縣委會書記。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與難友李少石、于益之相會，李少石、于益之建議調黃到八路軍駐香港情報組工作，並以澳門濠江中學為聯絡站，開展統戰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黃先後策反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廣東保安一師、東江護路總隊起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中山先後任石岐鎮副鎮長、石岐市副市長、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1957年，黃調廣東省政協秘書處任副處長；不久調任省參事室、省文史館辦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學辦公室主任和總務處副處長。[4] 1965年，暨南大學在廣西籌辦後方三線建校工作，黃接受了更艱巨的任務，任勞任怨。 “文革”期間，黃被誣衊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漢奸”、“國民黨殘渣餘孽”，扣上五頂大帽子；威迫他誣陷周總理；將他關進牛欄，扣發工資，受盡抄家、毒打、毆鬥、遊街等凌辱、折磨、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低頭，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80年，黃身患高血壓、哮喘、心肌炎等多種頑症，忍痛離開暨南大學回到澳門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業發展，積極呼籲在澳門及中山的老戰友、親朋為暨大募集資金，實現培育僑生當四化建設棟樑的宏願。他擔任暨大校董會副秘書長，經常與留澳門的校董討論暨大發展的計劃，提出積極的建議。[1] 1982年6月，黃因體弱病重不幸逝世，終年76歲。 黃健與杜嵐（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杜嵐辛勤服務濠江中學，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獲得澳門政府總督頒贈勞績勳章。[5] [1]《黃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53-57頁。 [3]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4]《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網＂，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曾谷，廣東省惠陽縣（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澳門中共特派員、澳門南光公司副經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直屬機關黨委第一書記。 曾出身於商人家庭，1930年，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讀書；1933-1936年先後在中山、廣州任小學教員，並組織學生開展愛國運動。1936年春，他參加中國青年抗日大同盟；6月，在廣州參加學生抗日運動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審訊時，他被“吊飛機”（行刑）五次，但他強調抗日是合法的。結果，他被國民黨當局判刑五年。 1937年夏，曾被保釋出獄，8月，在中山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受中共黨組織派遣，他回到惠陽縣國民黨一五一師連部當上士文書，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7月，參加抗擊日寇侵犯橫門的戰鬥。11月，中共中山縣委決定在全縣建成抗日武裝，他被派往四區任區委委員，協助孫康、譚桂明建立一支有60人的區抗日別動隊，擔任隊政訓員。 1941年1月，中山縣八區區委改屬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順（德）中心縣委領導，曾擔任區委委員。7月，他在東澳鄉草朗村以經商名義進行隱蔽活動時，組建一支12人的東澳鄉人民抗日義勇遊擊獨立小隊，先後多次阻止入侵日寇，掩護鄉民安全轉移，保護群眾的生命財產；八區抗日遊擊大隊發展170多人。 1943年5至9月，他擔任八區區委負責人；10月被派往江門，擔任地下政治交通員，建立地下交通站，為抗日遊擊隊搜集情報，籌集、轉送物資。年底，他返回中山遊擊區，擔任武工隊特派員；1945年10月，參加中山縣抗日民主政權——縣行政督導處籌建工作。 1946年6月，珠江縱隊北撤山東省解放區，曾留下來堅持鬥爭；1947年2月，中共廣州市工委在澳門設中共中山特派員，他擔任特派員。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設立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區工作委員會（後改為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區委員會），他擔任地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他深入各縣墟鎮、鄉村，開展敵後遊擊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各階層人士，在中山、番禺、順德部分農村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從各方面做好準備，配合南下解放軍。 1949年10月，番禺縣解放，曾擔任縣委書記，領導全縣人民接管國民黨政權，建立各級人民政權，清匪反霸，恢復經濟，迅速穩定社會秩序。 1952年11月，曾調任中共佛山市委第二書記，1954年7月擔任第一書記。當時佛山百業蕭條，許多工商業戶歇業，大批工人失業。面對這種情況，他堅決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組織全市工人開展愛國增產競賽，增加產量，降低成本，資方恢復生產，佛山市手工業生產較快恢復；同時開始對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底，佛山工商業初步擺脫了徘徊不前的狀況，工業產值、財政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長。1954年12月至1957年夏，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幹部處長；1957年夏至1958年11月，擔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中共增城縣委書記；1958年11月後任中共佛山地委副書記；1959年12月擔任佛山專署副專員；1963年6月後，擔任專員，負責全區工業、交通工作。 1959年，為解決“大躍進”造成生產關係急劇變化的問題，曾深入到各城鎮、廠企調研。在他的主持下，地委先後制定加強城鎮工作，調整手工業體制，改進商業體制，擴大商業網點，整頓工業組織和勞動組織等四項規定。 1961年，為堅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曾提出要發展日用工業品生產，協調各方面關係，在人力、資金、動力、設備和原材料等方面，盡可能滿足日用工業品生產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日用品供應的緊張局面。之後，他主持召開全區各縣市工業書記會議，研究調整企業所有制規模和工資分配政策，擬出台《縣社工業有關政策問題十五條意見》，提出地方工業要遵循為農業、為人民、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的“四為”經營方針，堅決處理“共產風”，促進全區縣辦、公社辦工業發展。 1966年“文革”開始，部分學生和群眾起來“造反”，破“四舊”，有人要砸爛工人文化宮的牌子，曾立即派人制止。為此，有人質問他。9月初，他在市有線廣播站發表題為《我對佛山有人質問的答覆》的講話，對當時運動所出現的“左”的行為進行批評，引導群眾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抓革命、促生產”、“堅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運動”。 10-11月，地委、專署兩次發出文件，要求做好工農業生產，做好市場供應，安排好群眾生活，努力完成國家財政、稅收、僑匯和城鄉儲蓄任務。11月開始，他被造反派當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連續遭到批鬥而靠邊站。 1968年3月，曾擔任佛山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1年2月擔任中共佛山地委常委，1973年4月後任地委副書記。期間，他主要分管城鎮工作，深入城鎮調查研究，先後主持召開兩次城鎮工作會議，提出城鎮要加強規劃，抓好經濟、財貿工作，變消費城鎮為生產城鎮，搞好教育、科學、文化、體育、清潔衛生和造林綠化，搞好市政建設，建成文明衛生的新城鎮。 1974年9月，曾調離佛山地區，歷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經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直屬機關黨委第一書記等職。 1983年7月，曾離休；2007年5月29日病逝，享年93歲。[1] [1]佛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佛山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第269-271頁。

張其照，字蘭檢，晚號暗麓，廣東人。瓊州檢察廳檢察長、澳門孔教學校校長。 張其照自幼聰明，勤奮不輟，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成為諸生。 清光緒和宣統年間，張其照擔任瓊州檢察廳檢察長；民國年間，擔任澳門孔教學校校長。 現錄張其照的詩一首： 《萬松山踏青歌和詩社諸子》[1][2] 我家鏡湖三十年，足跡曾履松山巔。 松山今距三百里，欲遊未得空翹企。[3] 故人詔我踏青歌，琴樽[4]互挈相約共攀藤與蘿。 提筆回顧思和答，眼前彷佛萬頃懸滄波。[5] 濃陰羃[6]鬱青蒼，鳥聲不斷野花狂。 山瞰九洲洋，天風吹浪浪。[7] 松枝拂席處，酒白復雞黃。 桃源已杳此樂土，人間何世渾相忘。 介焚山，屈抱石[8]，終身飲恨向誰白？ 君平卜，申屠舂[9]，千載得名為人傭。[10] 君今自在無羈束，晉之靈運宋玉局。[11] 無邊春色杖履中[12]，草見詩人分外綠。 惜我離家掩柴扉，胸中縹緲一翠微。[13] 着不得蠟屐，望不到酒旗。[14] 但聞朝朝賣花過深巷，不知松山落日有客詠而歸。[15]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5-417頁。 [2]踏青：春日郊遊。古代踏青節的日期因地而異，後世多以清明日出遊為踏青。 [3]翹企：翹首舉踵，形容盼望。 [4]琴樽：琴和酒樽。常指文士宴集。 [5]滄波：大波。湖海之水呈青蒼色，一望無際，故稱。 [6]羃：覆蓋分佈。 [7]浪浪：流貌。謂雨水傾注。此形容風勢迅猛。 [8]介焚山：介，指介之推，春秋晉人。傳說晉文公回國，賞賜流亡時的從屬。他沒有得到提名，就和母親隱居綿上山中。文公為逼他出來，放火焚山。他堅持不出，焚死。屈抱石，戰國楚屈原遭放逐，最後作《懷沙》之賦，負石自沉汨羅以死。 [9]君平卜：嚴君平名遵，漢蜀郡人。卜筮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即閉肆下簾讀《老子》。一生不為官，揚雄少時曾從其巡學，稱為逸民。申屠舂，申屠，申屠蟠，字子龍，東漢外黃人；少孤貧，傭為漆工，隱居治學，屢徵不仕。《後漢書》有傳。舂，用杵臼搗穀類等，古為奴婢賤役所任。 [10]為人傭：受僱為傭人。 [11]靈運：謝靈運，南朝宋陽夏人。晉謝玄孫，襲封康樂公。歷官太子左衛卒、侍中等，屢遭貶謫，後以謀反罪被殺；好山水，工詩，既不得意，便恣意遨遊，各處題詠，故其詩以詠山水者居多。《宋書》、《南史》皆有傳。玉局：《宋史‧蘇軾傳》：“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故以玉局為蘇軾之代稱。 [12]杖履：扶杖漫步。 [13]柴扉：猶柴門。也用以指貧寒的家園。翠微，輕淡青蔥的山色；亦指青山。此指松山。 [14]蠟屐：塗蠟之屐。古人著以遊山。酒旗，即酒簾。 [15]這首詩大約作於1930年。詩人因離家遠行，未能赴詩社諸子萬松山踏青之會。因家久住鏡湖，萬松山的山光海色仍然歷歷在目；與詩社諸子平日親密無間，對踏青之會仍如身履其境。而從詩中的塵外之想，身世之感，可知詩社諸子蓋為陶社遺老。

丁仁長，字伯厚，號潛客，原籍安徽懷寧，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教育家。 清光緒八年（1882），仁長考中舉人；光緒九年（1883）榮登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後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地方鄉試官、侍講、侍讀等。[1] 光緒十七年（1891），仁長擔任貴州鄉試正考官；光緒二十二年（1896）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嘗上疏請開講筵，力崇節儉，痛陳內務府積弊。[2] 後來，仁長因父病告假還鄉，從此不再出仕，講學終身。光緒二十三年（1897）粵督譚鐘麟聘任仁長，主掌廣州越華書院，講授經史實學。各省廢書院，改為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仁長與吳道鎔、汪兆銓等創辦新式學校——教忠學堂，擔任首任監督；同時兼任兩廣大學堂監督；光緒二十九年（1903）聘為存古學堂監督。 辛亥革命後，仁長自號潛客，杜門讀書奉母。後來遷居香港，繼續設塾教學，致力於培養人才。 1924年冬，清廢帝溥儀被國民軍馮玉祥部驅逐出故宮，仁長赴天津“行在”奔問。 1926年，仁長在天津病逝，終年65歲。 丁仁長重視教育管理，在創辦學堂之初，主張“學堂初辦，首在宗旨純正，主持得人”。但思想守舊，創辦教忠學堂，意在“教人忠君”。 丁仁長著有《中興金鑒》、《先正讀史法》、《毛詩傳箋義例考證》等著作。他去世後，門人李麟頤輯其遺詩，汪兆鏞、張學華校定，名為《丁潛客先生遺詩》。門人陳善伯另輯《遺詩續稿》。據說，其外甥沈光燾收輯丁仁長的經史策問數十篇，未見。[1] 丁仁長為澳門創作不少詩篇。 現錄丁仁長的詩兩首：[2] 《慵叟避地濠鏡，於海濱山麓訪得一泉，味清而甘，夏不溢，冬不涸，有類於君子之德，因名以“君子泉”，賦詩表彰之。澹庵、闇公竝有和作，寄示津寓，為賦二絕，時乙丑十一月也》 為貪為讓水無情，偶遇幽人便作名。 繞屋泠泠定何語，丁寧不改在山清。 素狄蹤同地不同，間關幸住日華東。 何時共醉南灣月，會有愚溪賚此翁。 [1].嶺南文化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嶺南文化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538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34-144頁。

廣東南海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記者、編輯，1985年後曾任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局長，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1992年10月來澳，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宣傳文體部部長。廣州市第八屆政協常委。1996年調任廣州市文聯主席，同年9月因故身亡。著有傳記文學集《飛花之路──曹靖華訪問記》（合著）、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跡的幻化》。

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馬文騶，字瞻一，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國時期國民黨官員、檀香山僑領、詩人。鄭乃炎妹夫。 馬文騶早年擔任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監察委員兼秘書、澳門中山教育學院講師。 50年代初，馬文騶舉家移居美國檀香山，成為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的領導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一九七五年特刊》。 馬文騶生育三子二女，長子馬任遠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初任太平洋士廠化驗師，後任設計師。二女馬本維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外交系高級護理系、德洲陸軍衛生醫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歷任美國陸軍醫院少校護士長，調任中東埃及美國陸軍醫院工作。次子馬任弘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商業管理系，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接受美陸軍部特種訓練。四女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任職政府機構，後奉派往南朝鮮為工程師。 馬文騶初到美國時，生活窮困，在餐館打工賴以維生。他以中國的文化、孔孟學說，倫理道德思想及國家民族之觀念教育子女，且從各方面激勵子女讀書，子女不負父望，個個成才。經金山區評議，馬文騶榮獲1988年度“檀香山模範父親”稱號。 馬文騶自幼愛好詩詞，詩作歷數百首，出版《岫雲廬詩集》，受到海外僑胞稱讚。陳立夫評價《岫雲廬詩集》說“妙造自然，如見道心，取語甚直，矯矯不群”。 馬文騶在艱苦生活中學得一身好廚藝，後來自己開設餐館，成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館的創辦人兼總經理。他擔任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榮譽會長、夏威夷馬氏宗親會榮譽會長、世界中山同鄉會總會副評議長，並任全美華人福利總會第四屆代表大會秘書長。馬文騶身在美國，心念故鄉，改革開放後回到北京、廣州、中山等地探親觀光。 現錄馬文騶的詩三首：[1] 《秋夜有懷》 慣坐小樓聽夜雨，今宵對月伴長檠。萬言隱約秋聲裡，清夢縈牽雁影橫。 遣此晴空當逆旅，拚將塊磊入瑤觥。人間未改荒涼態，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風冉冉綠山城，池漲新蛙試夏聲。雨霽蟬鳴催蕩熟，鄉心苑轉動行旌。 朱門酒肉熏天臭，忍聽春來杜宇啼。華屋邱圩人聞寂，千山濯濯夕陽低。 《春暮》 殘紅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夢醒。茂草苔深王謝宅，夜蘭無語數春星。 [1]英豪：《馬文騶先生和他的詩集》，載《中山文史》（第20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79-182頁。

汪文炳，字冠時，號伴樵，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進士、作家、《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 清光緒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880）榮登庚辰科進士，殿試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選授浙江富陽知縣，署理錢塘知縣，升候補知府；後遷任庚子科浙江鄉試同考官、乙酉科順天鄉試彌封官，賞花翎、鹽運使銜。[1] 1915年，汪文炳和張丕基（仲弼）被聘為《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重修《香山縣志》（光緒志）共16卷，志成於1923年。[2]《香山縣志續編》提到“澳門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間，載在縣志，每年僅納地租銀五百兩”。“20世紀20年代，澳門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合計周圍水陸地方平面計算共約370里。” 晚年時候，汪文炳歸隱，與邑中名士李贊辰、林星舫、梁碧珊、鄭鼐等人，在南門迎陽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會”，唱遊為樂。 汪文炳善於作詩，現錄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會宴集迎陽石》 朋輩招邀讓我先，聯歡九老繼唐賢。重陽節幸留佳日，南極星欣聚九天。 石上題詩偉韻事，樓頭醉月邁英年。滄桑世變撩人感，徙倚斜陽古樹邊。 《步鄭君熙見贈四首韻》 管領湖山記宦遊，飽餐風月集清流。宰辭花縣圖歸隱，恨抱萱帷莫解憂。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跡寄浮歐。且傾樽酒酬佳節，勝會春明瞬復秋。 《聞本邑專審所員曾羅被逮捕解省感賦》 其一 掃除專制說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賄賂公行無枉直，脂膏盡吮等妖魔。 歐風美麗陰全翳，白鏹黃金撫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階下罪嚴科。 其二 恨煞機關布爪牙，作倀引虎罪應加。 通風兔狡營三窟，敗露狼貧哭幾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測盡誅邪。 諸公有意休鉗舌，莫比寒林宿暮鴉。 [1]《汪文炳‧清末》，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02-103頁。 [2]《香山縣志續編》，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朱念高，香山縣（澳門）第一任縣丞。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級為香山縣。從明隆慶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繳交的地租銀500兩，由香山縣代為徵收。 清雍正八年（1730），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朝廷增添香山縣丞一名，專門處理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事務和糾紛。 雍正九年（1731），香山縣丞衙署設立，最初駐紮於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縣丞，負責對澳門行使主權和實施管理。縣丞是知縣副職，派出副知縣一級官員專門駐守澳門，說明清政府對澳門十分重視。[1] 為了顯示鄭重，廣東巡撫策楞還奏請發給香山縣縣丞印記，上刻“管理廣州府香山縣左堂關防”，後改為“香山縣分防澳門縣丞之關防”，授予香山縣丞相對獨立的外事職權。從此，由香山縣丞簽發給澳葡機構的公文，於日期之上加蓋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兩廣總督策楞在處理一宗葡萄牙人殺害華人案後，上疏清廷加強防範。乾隆九年（1744），縣丞衙署從前山寨移至澳門望廈村，隸屬於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加強對澳門事務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總督亞馬留為擴張地界，將縣丞衙署連同《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石碑拆毀，縣丞和官員被迫遷回前山寨駐紮。 朱念高任職一年，雍正十年（1732），顧嵩接替擔任香山縣丞。[3] [1]《香山縣歷任縣丞駐節澳門表：1731-1906》，載《中山文史》（第4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9。 [2]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頁。 [3]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的歷史審視》，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