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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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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何連旺,1855-1931
霍英東,原名霍官泰,原籍廣東番禺南沙(今屬廣州市南沙區),生於香港四大原住民系中疍家人。港澳企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1] 英東是艇戶出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祖父霍達潮擁有帆船來往港澳間運輸貨物,父親霍耀容繼承祖業。 1930年一次風災中,兩個哥哥翻艇溺亡,之後父親患癌病逝。母親帶著英東及一姐一妹上岸生活,在香港灣仔石水渠街居住。英東小時入讀帆船同業義學,後轉往敦梅小學,1936年考入皇仁書院讀中學,為圖報國,取名“英東”,意思是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香港淪陷期間,英東被迫停學並從事苦力工作謀生,後來家裡湊足資本,在灣仔鵝頸橋開辦“有如雜貨鋪”,以買賣各種物資獲利。 50年代,韓戰爆發,英美根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實施禁運。而從日本、台灣及至東南亞的包圍圈中,香港和澳門成為最後的缺口。香港當局嚴格執行“全面禁運”的要求。當時香港報紙經常看到英國海軍“開槍追擊走私船隻”的報導。香港政府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中國聯絡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擁有完整船隊的英東為中國打韓戰提供支援。他收購戰爭和醫藥物資後,每晚親自指揮船隊運貨前往中國大陸,獲得暴利。 之後三年時間裡,英東不僅承擔在港澳及內地運輸軍用物資的主要任務,而且組織精密的偵察隊伍,監控香港當局緝私艇的動向。他的船隊每天半夜都從英國海軍的軍艦旁悄悄繞過,駛向公海,為了擺脫當局的監視,他甚至一天之內換了三個不同的地點,作為整個運輸系統的“指揮部”。英東提供大量戰略物資給中共黨組織,幫助中共抗美援朝,惹來英美政府的不滿,因此,他一直受到殖民地香港政府的非難。 1962年,英東與何鴻燊、何添、關明及鍾明輝等人合組九龍置業公司開始在尖沙咀興建星光行(當時稱九龍商業大廈),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時,當時美國駐港領事將星光行列入“黑名單”,明確宣佈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買賣美國貨。星光行租戶向當時由英資大東電報局控制的香港電話公司申請電話線時,遭到刁難,指“星光行的租戶申請電話線可能遙遙無期”,結果大部分租戶連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後,英東等人在星光行承租無人問津的情況中,被迫將星光行出售給置地公司。 60年代末,香港政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號四個貨櫃碼頭項目,英東自己獨力投得最大的一號碼頭,但港府卻無理要求他,擔保每年至少要有20萬個貨櫃在碼頭停泊,而當時全港的貨櫃箱總數都沒有20萬個,英東找到船王董浩雲(香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父親)商量後,認為沒有把握,最後只好放棄。一號碼頭最後由英資太古集團的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承辦。 1953年,英東創辦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又設立信置業有限公司及有榮有限公司,在灣仔及銅鑼灣一帶發展住宅樓宇,包括蟾宮大廈、香港大廈、海誠大廈等。他首創樓花做法,買家可在大廈未落成前預先訂購,當時一度引起市民猜疑,但此做法使樓市活躍起來,地產商紛紛效法。因此,他獲利巨大,身家暴漲。 1961年10月,英東與何鴻燊、葉德利及葉漢合組財團,以316.7萬元在澳門奪得賭牌,並在1962年元旦開設首間賭場新花園娛樂場,同年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娛)正式註冊。 1970年,英東和何鴻燊、葉德利等建立東方蒙地卡羅王國——澳門葡京酒店。英東同時成為澳娛最大股東,多年來雄霸澳門賭業。澳娛股權分佈,外界所知不多,英東承認公司股份非常複雜。他憶述澳娛成立時,股東包括何鴻燊、葉漢、新馬師曾、葉德利等人,但他直指澳娛帳目無人說得清,過去存在分紅不均的情況。 澳娛每年淨賺十多億元,佔三分一股權的英東卻只分得一億。2001年,澳娛另一名股東何婉琪傳出欠債事件,及後更因何婉琪欲將旗下澳娛股權轉到兒子麥舜銘名下,引發她與兄長何鴻燊就澳娛派息政策展開罵戰和法律訴訟。 在股東內訌之際,2002年4月1日,英東宣佈把他在澳娛的27.7%股權全數捐贈同年6月28日成立的澳門霍英東基金會,另外再捐贈2000萬元澳門幣注入其中,估計基金管理資產60至100億元。當時只有何鴻燊表示有意收購他手上的股份,雙方未能就價錢問題達成共識。英東指自己“40年沒看過賭場盤數,20年沒去過澳門”,創辦澳娛只想行善而非牟利。 英東在放棄股權時,對何鴻燊的批評引起外界猜測兩人不和。英東在基金會成立時發表演說,批評何鴻燊好勝:“1962年向他借40萬元,爭奪澳門賭權。”他又翻舊帳指1967年遭英美政府封殺時,尖沙咀星光行被斷水、斷電及斷電話線,結果何鴻燊把原本值30億元的大樓,以3000萬元“賤售”。後來何鴻燊說“幾十年朋友,他開玩笑,講講故事而已,我晚晚都唔輸得(不可以輸)”。 1965年,英東牽頭成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並被推舉為首任會長;1967年5月“六七”暴動前夕離港逃難,12月暴亂平息後返港;之後開始淡出地產業。 70年代石油危機後,英東在香港經營東方石油公司,銷售在中國出產的石油產品。1981年董浩雲去世,東方海外交給董建華打理;1985年,東方海外瀕臨破產。1986年,英東注資近9.4億,使董家度過難關。 1977年,英東成立的香港霍英東基金有限公司,一直以捐獻與非牟利投資形式在香港策劃多個項目; 1986年成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獎勵國內對教育、科研、社會科學等領域有貢獻的學生和教師;澳門霍英東基金會致力於推動澳門教育、醫療、體育、文化及公共事業。 1983年2月6日,英東的白天鵝賓館正式在廣州開業,成為改革“樣板”,開業之初引起轟動。鄧小平三度到訪白天鵝。英東提出自行設計、施工及管理,當年投資額5000萬美元,由他的維昌發展有限公司與廣東省旅遊局簽訂協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經營期為15年,1997年將協議延至2003年。[1] 1980年8月25日,英東當選為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後第三天,他與另外19名港澳人士發表聯合公開聲明,譴責北京屠城並哀悼死難者。1993年3月27日,他在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首位躋身於中國國家領導人之列的香港人。1996年和2000年,他兩度旗幟鮮明地支持董建華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卸任後,他淡出政壇。 晚年時候,英東致力開發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他愛好踢足球,參與各項體育事務。 1986年,英東獲授中山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94年獲授美國春田大學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95年獲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和國際奧會奧林匹克銀質勳章;1997年7月獲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大紫荊勳章。1965-1984年,他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1981年起,任國際足球聯合會執委、世界羽毛球聯合會名譽主席、世界象棋聯合會主席、亞洲足球聯合會副會長、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1984-1988年、1990-1994年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後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2] 2006年7月21日,英東的癌症第二次復發,病情一度危殆,靠儀器維持生命。中央派出專機及醫療組來港,接他到北京301醫院接受治療。其病情為國家機密,而且霍家人對其病情三緘其口,外界一直知道甚少。 2006年10月28日19時30分,英東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83歲。 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護送霍英東遺體回香港。11月7日,霍英東以國家領導人的最高規格舉殯,成為香港第二位榮受“國葬”儀式的人。遺體安葬在柴灣歌連臣角道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柴灣佛教墳場。[1] 10月29日下午5時許,新華社發表訃告,稱霍英東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2] 香港中文大學於2006年12月7日舉行第63屆學位頒授典禮,向霍英東追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他生前表示願意接受榮譽學位。2007年2月25日,霍英東獲選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榮譽稱號。 霍英東結婚時按輩分取名好釗,妻子呂燕妮,妾馮堅妮、林淑端,共生育十子三女。其子孫都在英國接受教育。呂燕妮,生三子三女: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霍麗萍、霍麗娜、霍麗勵。其中霍震霆為港協暨香港奧委會會長,次子霍震寰為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幼子霍震宇主力打理南沙業務。 馮堅妮是霍英東的初戀情人,經常陪他出席公開活動,生育三子:霍文芳、霍文斌、霍文遜。1977年8月,霍母病逝,霍英東在報上的訃聞印有馮堅妮及其子的名字,正式承認馮堅妮的身份。霍文芳的前妻是新馬師曾妻子洪金梅的十一妹洪國華。 林淑端生育四子:霍顯旋、霍顯光、霍顯強、霍顯楊;但她為人低調,較少曝光,喜愛粵曲,是紅線女的歌迷。 2012年6月28日,澳門大潭山郊野公園霍英東銅像揭幕,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等主持揭幕禮。霍英東銅像位於澳門大潭山郊野公園“霍公亭”內,由青銅鑄造,高0.7米,基座高1.3米。澳門民政總署管委會代主席羅永德致辭時,讚揚霍英東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實業家,一生熱心公益,支援國家和澳門的文化教育、醫療和體育事業,建樹良多,是愛國愛澳人士的典範。霍英東對澳門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澳門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澳門霍英東基金會”、“鏡湖醫院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澳門大學霍英東書院”、“霍英東博士大馬路”等。[3] [1]柯煥德主編:《商海的富豪》(《百科世界知識叢書》第四輯16),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第39-48頁。 [2]《霍英東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08年6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07/content_5302141.htm。 [3]《霍英東》,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8月30日,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C%8D%E8%8B%B1%E6%9D%B1。
霍英東,1923-2006
馮成,又名馮鳳韶,南海縣官窯鄉(今屬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人。[2]澳門富商、澳門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 馮成早年因往返澳門做絲茶生意,接觸到天主教,後來定居澳門,加入葡國籍和天主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馮成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王室御賜聖母金星,當時成為最早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 馮成先後經營澳門多項專營生意,其中以賭博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為澳門闈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馮成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和番攤攬頭生意。1877年,馮成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兩年。 1875-1882年,馮成是一位善於承充專營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馮成和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胡袞臣、盧九、何連旺等為首的一眾商人,承充專營生意的華商聯名,向澳門總督察控華政衙門,“緣商等如遇有人違反承充合同條款,即行察控華政衙門,惟該官屢次阻礙承充之益等情”,為此,眾華商請求嚴查違反承充合同者,華政衙門對此應嚴加處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傷令將商等與貴公物會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為聯察,伏乞設例防備,庶免商等再加受虧可也”。 馮成是澳門近代工業開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請在蒲魚地和隆園西邊設立兩間繅絲廠。 馮成與何連旺、盧九、陳六等人合作創辦另一間較大的織造匹綢廠,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資八九分。同時,馮成投資多家工廠。 1882年農曆六月初五,馮成去世。 馮成居住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妻子亞納‧若敬納‧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馮洛泉、馮嘉端、馮嘉恩,其中長子馮洛泉生於1878年。 馮成去世時,三個兒子尚小。[1] 馮成生前的“十友”,即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及其弟馮覺芬代理代管生意。[2]馮成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 之後,馮成的兩個兒子與潘三益(禮臣)共同擁有營地大街四十六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1908年3月倒閉。1889年,馮洛泉接管父親的銀業等生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馮成,-1882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何連旺,1855-1931
韋崧,廣東省香山縣人。澳門賭商。 韋崧與劉學詢是同鄉好友。1882年,韋崧擔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買辦,後到香港投資房地產。1885-1895年,他擔任滙豐銀行及大東電報局的買辦;1893年被委任為香港太平紳士。 1895年,澳門闈姓博彩進入第三屆承包經營期。劉學詢是第二屆承包人,但因拖欠承包款,被康有為等人舉報,弄得灰頭土臉。這一屆闈姓,韋崧的“宏豐公司”投得經營權。 宏豐公司是個空殼公司,韋崧表面上是老闆,幕後大股東是劉學詢。宏豐公司資本72萬兩,分為20股,劉學詢佔十股,擁有50%的股權,其餘七名股東中,三名“總理”各佔二股,四名“協理”各佔一股。該公司規模不大,股東卻不簡單。 其他六名股東中,香山縣人韋寶珊的地位顯赫,是首批英國華人留學生之一,香港著名的銀行家、商人及政治家,積極參與清末民初各大政治事件;1882年獲港英政府任命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參與創立保良局、團防局等;1896-1917年擔任定例局(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 劉渭川(國祥)也是香山縣人,1880年開始,劉渭川家族擔任沙宣洋行(沙遜洋行,E. D. Sassoon & Co.)買辦,他曾留學加拿大,1884-1893年擔任東華醫院總理,1891年入籍英國,被港英政府任命為太平紳士;1892年出任滙豐銀行買辦,香港衛生局、區域守望會成員。 盧九(華紹)是廣東新會人,生意涉及博彩業、豬肉生意、房地產業等;長期控制澳門博彩業,成為賭王;不僅參股劉學詢的宏豐公司,經營廣東的闈姓博彩,涉足番攤、白鴿票(小闈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並且獨資承包廣東的小闈姓。 這些股東加盟,為宏豐公司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公司日常資金運作,經常借助於這些股東關係,得到相關洋行、銀行的支持。如韋崧和劉渭川從台灣銀行香港分行為宏豐公司貸款四萬元。另一股東Ma Fat-ting從自己佔股份的Lai-hing銀號,給宏豐公司貸款31萬元。這些股東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銀行中的廣泛人脈,將華商在日本或東南亞經營商號所發行的“匯票”,轉給滙豐銀行,為宏豐公司籌措資金。 創辦宏豐公司時,劉學詢將一部分自己的房地產地契存於公司中,價值約50萬元。此舉,應當是為證明宏豐公司的資產實力和資信證明,但負責具體經營的劉渭川,卻將這些房契抵押給滙豐銀行貸款,日後引發一連串的跨境官司。 1900年1月27日,到任幾天的李鴻章,經清廷批准,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行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公開經營闈姓賭博外,山票、鋪票、番攤、彩票、小闈姓等賭徒們喜歡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4月23日,成立商務局,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而宏豐公司除已承包經營的闈姓外,還承包山票、鋪票的經營。[1] [1]雪珥:《賭王“兄弟連”》,載“體壇網",2012年10月20日,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5-24/139903.html。
韋崧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范潔朋,1880-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畢侶儉,1894-1960
柯六,又稱柯翼堂、柯遷善堂。晚清澳門著名富商。 柯六經營賭博生意,作為恆和公司的股東和司事,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恆和公司由柯六和盧九、盧光裕三人合作開辦,並稱三大股東。1897年9月17日、1897年9月24日、1901年11月16日,柯六和盧九叔侄簽訂合同,共同以恆和公司名義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承充為期十年,從1897年12月至1907年10月。 1909年1月,盧九已去世,恆和公司內部爆發矛盾。柯六將盧光裕告到按察司,指控盧光裕“計數不清”。被告盧光裕“在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12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都由他一手收存,至今未將公司所得之利計數清楚,十年來,也未有聲明將公司所得之利存在何處、作為何用等情況。” 根據柯六的指控,盧九、盧光裕叔侄可能在恆和公司的數目方面做了手腳。柯六提出起訴時,盧光裕躲起來了,不知其藏身何處。不久,盧光裕身故,這樁官司不了了之。 柯六無奈,只好在1909年11月20日,宣佈將恆和公司解散。如柯六所稱,恆和公司帳目不清,他似乎沒從恆和公司賺多少錢,但他相當富有。當時他是華人大業主,擁有物業不少,包括火船頭街五間、蓬萊新街五間、夜呣巷一間、快艇頭街一間等13間屋鋪。柯的物業多為樓房,如蓬萊新街11號屋。該屋北向該街第13號屋,側邊南向該街第九號屋,側邊東向該街,西向火船頭街,屋後一層,樓下可作鋪店,樓下大窗門一度,樓下門口一個,門牌第11號。 1909至1910年,柯六都是澳門納公鈔最多之人。 父親柯起生育兒子八個或以上,柯六是柯起與洪氏所生。柯起第三任妻子林氏,生子柯亦池,又名柯天養。柯起八子柯天鵬,因胡作非為,貽累產業,被前臬憲判伊無權管理產業限期五年,1908年8月8日才解除限制。[1] 清末,一眾華商大亨仰慕廣州西關風情,在中區大堂巷、白馬行、大井頭、天神巷一帶,興建“西關大屋式中式宅院”,形成澳門歷史上僅見的“高級中式住宅區”。 柯六曾在他的白馬行大宅“柯傳善堂”內,主持一個廣州西關“劉園”式的高貴私家賭場。柯六在廣州萬福路恆和公司分號長駐,經常邀請省城官商下澳門小住,為他所設的“柯傳善堂”的賭場拉客。[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1頁。 [2]金英傑:《柯傳善堂款客學西關》,載《新報》,2013年6月24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8。
柯六,1856-
陳六,英文名Chen-Hang,又名陳行、陳恆、陳亞六、陳亞祿、陳瑞生,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晚清澳門著名鴉片商人。 1869年,何老桂(桂)、亞彭以年繳3000元,競得澳門闈姓的經營權,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門公物會經過一番爭搶後,終與Chen-Hang(陳行)訂立新的闈姓承充合同。每年繳納承充規銀17033元,從1872年9月27日起計,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為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o。這期闈姓由陳六出頭承充,合夥人有Fong-pan、Ho-cuai(何桂)等人。 陳六率先在澳門經營闈姓生意,澳葡政府對他大加讚許,並予以獎賞。 1881年6月2日,大西洋君主賞給陳六御賜耶穌降生寶星(Cavalleiros da ordem military de Nosso Senhor)。 1882年後,陳六從事賭博轉營鴉片煙生意。同年4月,他與何老桂合作,承充澳門鴉片煙專賣生意,並因澳門公物會查禁私煙不力,上控澳門公物會。 1885年12月,陳六在澳門河邊街第廿一號屋去世。 陳六生育陳厚年、陳亞華(厚華)等兒子。後來,承充鴉片生意的專營權由次子陳厚華、侄子陳厚賢、陳厚能等繼承經營。 陳氏兄弟接手鴉片生意後,大展拳腳,陳氏家族全力發展鴉片生意,其承充合同從1885年12月至1888年4月30日止。 1888年5月1日至1893年9月10日,陳厚華、陳厚賢、陳厚能兄弟以每年上繳8000元,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煮鴉片煙及賣鴉片煙膏生意。 1893年9月1日至1903年8月31日,陳厚賢、陳厚能、李鳳池、施鵲臣、陳治光,以每年上繳130000元,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煮賣鴉片煙膏及載鴉片煙膏出口入口生意,為期十年。 1882-1903年,陳六及其家族經營澳門鴉片生意長達30餘年。陳六不僅是賭商,而且是晚清時期澳門最大的鴉片商。 陳亞華於1894年去世。[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6-177頁。
陳六,-1885
人物: | 葉德利,1913-2003 |
時間: | 民國時期(1911-1949年) |
1913年 | |
回歸祖國(1999年-) | |
2003年07月11日 | |
地點: | 印尼 |
香港 | |
關鍵字: | 商人 |
賭商 | |
土生家族 | |
富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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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 |
賽車 |
資料來源: | 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4》,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26-127頁。ISBN978-7-5034-5235-2 |
語種: |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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