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12月20日，在葡印总督利尼亚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米格尔•诺罗尼亚（Miguel de Noronha）本日的信中提及梅尔古良•博吉斯（Luís Mergulhão Borges）为澳门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1.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2月20日，菲利浦三世葡印总督与菲律宾总督联手将荷兰人逐出台湾，但仍坚持禁止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交通和贸易。王室多次命令与决定的出尔反尔，也就决定了这些禁令往往收不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加尔西亚：《澳门与菲律宾之历史关系》，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49页。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2月20日，澳门总督卡玛拉•罗郎也本日写给葡印总督的信称，他曾试图实行西班牙国王发出的禁止澳门与马尼拉贸易的禁令。但他同时认为这一禁令缺乏可操作性，因为没有办法管理那滚滚财源。澳门人也明确表示宁肯死在敌人手下，也不愿意服从新禁令。卡玛拉•罗郎也还认为，如果葡萄牙商人和马尼拉之间进行这一贸易，广东商人将联合福建商人把卖给澳门商人的丝绸直接运往马尼拉，这将促使澳门商人通过中国商人进行地下贸易。罗郎也1623年12月20日信，见《季风集》XIXD，第1034页，转自罗里多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门和马尼拉看中国》，载《文化杂志》第53期，2004年。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12月20日，在葡萄牙的阻扰和延搁下，英商们尽快地将澳门事务结束。英商船“凯瑟琳（Catherine）”号装载从广州和澳门购得的糖、姜、丝绸、瓷器及黄金等约值60000八单位雷阿尔的中国货物先行返回英国。27日，由于英国商船准备将一批来澳门避难的日本基督徒和他们的财产运往印度，广东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澳门政府将英人驱逐出境。29日，若翰•威德尔上校率领剩下的船只离开澳门回国。若翰•威德尔这次澳门之行前后历时6个月，但做的生意并不大，他们带来的钱还余下80000卢比，没有用途。很明显，这次航行的效果，是远远不及他在8月间所希望获得的。但不管怎样，他仍然看出将来和中国贸易的远景。据他的观察，他提议占领海南岛，作为不列颠的属地。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Ⅷ, Part l, p. 29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7—28页。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7月23日，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到达澳门。他于7月9日在安南被捕，并被判了死刑，后改判为驱逐出境。12月20日，他在郑玛诺（Manuel de Sequeira Tcheng）的陪同下从澳门出发前往罗马。1649年6月27日到达罗马，他向教宗和枢机院上书，最先提出创设“宗座代牧制（Vicars Apostolic）”以摆脱西班牙、葡萄牙保教权控制的主张。他认为，应由传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于传信部和教宗，并由这些代牧主教在传教区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罗历山的建议后为教廷采纳。他后曾被任命为交州和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宗座监牧，但他拒绝就任。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35—536页；顾卫民：《17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合作与矛盾》，载《文化杂志》第46期，2003年。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12月20日，前澳督施罗保（D. Sebastião Lobo da Silveira）乘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的船离开澳门前往印度。他是个骄傲自大而又心地狠毒的人，残酷地杀害了王室金库代表瓦斯•彿莱雷（Diogo Vaz Freire），国王若奥四世下令将他押回葡萄牙并扣留其全部财产。施罗保后因“阿达拉雅圣母（Nossa Senhora da Atalaya）”号旗舰从果阿赴葡萄牙途中沉没而患重病死于黑人地区（Cafraria）荒无人烟的海岸。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 p. 82.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2月20日，清廷派出大员审理澳门勒索葡人擅自开海贸易案，将两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香山县令姚启圣、香山照磨詹其祯、守备丘如嵩等一律革职，其他下澳商人一律免罪。两广总督卢兴祖及广东巡抚王来任在被革职的同时被打入大狱，听候处置。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24，康熙六年十一月戊午；《明清史料》己编下册第6本《刑部残题本》。

康熙十二年（1673年2月17日－1674年2月5日）12月20日，方济各会文度辣神父在信中写到，艾脑爵修士夜以继日地进行医疗工作，他经常带着方济各会修士和圣家辣修女到穷人中去治病。但他们的药品很少，文度辣神父请求马尼拉资助澳门圣方济各会药房一些药品，但是得不到援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9.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10月27日，鉴于铎罗在中国颁布反对中国礼仪的敕令而造成混乱，负责中国北方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传教事务之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被中国副省选为使者，亦作为康熙皇帝的钦差，携带康熙皇帝的委任书出使罗马。随行者有艾若瑟神父的家仆樊守义，与中日教区巡视员陆若瑟（José Ramón Arxó）。他们于本日离开北京。12月20日抵达广州，24日抵达澳门，他们在澳门居停20天。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不准艾若瑟与铎罗见面会谈。艾若瑟给铎罗写了一封信，措辞谦恭以请求谅解未曾去拜见他，因为他是被禁止会见的。萨安东：《葡萄牙及耶稣会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及康熙皇帝与教廷关系研究文献集》之Doc.61《艾若瑟神父及樊守义神父生平备忘录及其里斯本及罗马出使情况》，第309—315页。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12月20日，澳门议事会决定送给香山知县200两白银，请求他允许受封锁的澳门船只出海。这笔款项将由船主分摊，每位船主交纳12两白银。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5页。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12月6日，澳门议事会向葡印总督禀报关于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航行问题；总督曾下令每年只能派四艘船去巴达维亚，议事会在大会上已经就此作出决定；两位重要商人没有参加该会——当时被关押的安东尼奥．多乌特尔和正在生病的克依罗斯．佩雷拉（Manuel de Queirós Pereira）神父。这两个人于1719年10月30日向议事会和总督提出反对意见，议事会和总督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巴达维亚是当时唯一能获得巨大租船费的港口；由此获得的利润可以供养澳门的很多军官和海员；这些利润可以维持他们“因为船只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而大受影响的家庭；克依罗斯和乌特尔的家庭“用二千两白银也难以支撑”。因此，这一禁令造成的损失太大，他们不能接受。因为，如果这些船只不去巴达维亚，就会“在河中搁浅和腐朽”，因为谁也不肯拿船只到其他港口冒险；况且议事会也要遭受损失，因为在上一年议事会对“与巴达维亚的海上贸易的征税达三万两白银”。中国人出海贸易的禁令取决于中国皇帝，皇帝可能开放海上航行，那么澳门贸易就彻底被毁。澳门和它的市民靠的是船主们。1719年12月20日，议事会作出对船主们有利的决定。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2, p.30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10.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8月7日，方济各会会士、南京主教热苏斯．若泽（Manuel de Jesus Maria José）乘“圣安娜”号船抵达澳门。他首先进行的工作之一是让他的总会长曼努埃尔．沙伽斯（Manuel das Chagas）修士访问教区；然而，由于同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逝世，新皇帝下令禁教，此事未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5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12月20日，雍正帝即位后，又开始了全国性的禁教，一部分流放到广州的多明我会士来到澳门。广州的清朝官员将他们的房产变卖后，将钱寄送到澳门。按照惯例将钱分发给寄住在圣多明我修道院的教士们。当时名单是：白多禄（Pedro Sánz）、若奥．克鲁兹（João da Cruz）、德黄正国（又译德方济各，Franciscus Serrano）、欧塞比奥．奥斯科特（Eusebio Oscot）、曼努埃尔．特诺里奥（Manuel Tenorio）。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29.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12月20日，广东官吏驱逐传教士之后，下令把原属传教士的3500两白银交给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月旺•疏夏。议事会鉴于无钱支付日常开支，决定动用这些被驱逐的传教士的钱，但议事会最终还是把该款归还传教士。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9页。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12月20日，下环街端盛号杂货店工伴汤亚珍晚上往蟾蜍石海旁出恭， 回到左便沙边巷内时，夷人噧威•哩哑嘶（Manuel Dias）饮酒沉醉，在此经过。因街口路窄，两人相碰，噧威•哩哑嘶气愤，手批汤亚珍左腮肤，汤亚珍不依，将噧威•哩哑嘶扭住举拳欲殴，噧威•哩哑嘶情急，即拔身带短刀吓戮，致伤汤亚珍肚腹左边，汤倒地，有华人吴亚迪经过，见到此情形报官。澳门理事官遂命黑奴将其抬至医人庙（贫民医院）医治，由于伤重，汤亚珍次日晚因伤殒命。香山知县许敦元亲来澳门验尸，并下令澳门理事官，查出肇事凶夷。而澳门理事官“包庇推延”，迟迟不交，最后在香山政府的多次催逼下，才在20天后交出凶犯。次年2月4日，澳门同知韦协中会同香山知县许敦元、署香山协副将林起凤来到澳门，提出凶夷噧威•哩哑嘶，遵例绞决。[1] [1]《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朱鸣和为铺民汤亚珍被蕃人戮伤身死案下理事官谕》，《香山知县许敦元为临澳验汤亚珍尸事下理事官谕》，第332—333页；《香山知县许敦元为会同澳门同知临澳覆讯凶蕃噧威哩哑嘶事下理事官谕》，第33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报噧威哩哑嘶戮毙民命遵例审办缘由折》，第512页。

清嘉庆六年（1801年2月13日─1802年2月2日）12月20日，驻印度贝纳尔（Benares）英军根据孟买政府的命令，致信果阿葡萄牙总督，声称有迹象表明法国人要攻打葡占印度达曼（Damâo）和第乌（Diu）及澳门，英国将以女王陛下的名义向葡萄牙提供军队保护。他们将向澳门派出阿尔米兰特‧瑞麦尔(Almirante Reimier)船长率领的舰队配合多林文(James Drummond)领导的士兵，他们以后将会和葡萄牙总督接触。英国人还请果阿总督提示澳门总督注意面临的危险，促使他意识到为了防卫，必须要和英军合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页。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12月20日，方济各会士贾廷诺（D Manuel de S. Caldim）神父被任命为澳门主教，并获救宗确认，1803年抵达澳门履任。同年，马塞利诺‧施利华辞去澳门主教之职，并于翌年返回葡国。主教任命米兰达‧索萨（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神父，担任澳门教区署理主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07页；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首长接替年表》，第29页。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2月20日，在澳门圣若瑟修院教堂，贾廷诺主教为若阿金•萨赖瓦修士举行了赐福仪式。后者将去北京教区任职，当时萨赖瓦年仅39岁。然而由于清政府业已开始全国大禁教，萨赖瓦未能成行。他一直在圣若瑟修院任职教授哲学与数学课程。平托•戈麦斯（João Pinto Gomes）神父认为，萨赖瓦主教未能进入北京之事有更深刻的原因，嘉庆帝时，南方各富裕省份及西藏、蒙古均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与临近贡国关系上也出现紧张形势，而海上各经济强国，在与临近法国、美国和俄国寻求利益，他们都在设法控制荷兰、英国海上贸易，垄断茶叶、珍珠及鸦片走私。在这种总体形式下，清朝的官僚及宦官很容易掀起仇恨外国人的排外主义运动，而驻北京的传教团即被清政府视为对这一形势施加政治影响的机构，故取消在北京的传教团是清政府必行之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页；亚凯西奥（Acácio Fernando Sousa）：《18—19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载《文化杂志》第18期，1994年。

卢观恒，字熙茂，外国商人称为茂官（Mowqual），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棠下镇石头村蓬莱里人。广利行富商。 卢观恒出身于贫苦家庭，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40岁时，尚未娶妻成家。为了生计，他从新会来到广州谋生，为商人看管歇业的店铺。18世纪80至90年代，常有外国商人运商品到广州贸易，因受到广州行商的垄断压价，外商不愿压价出售货物的情况。于是不少外商租卢观恒看管的空铺暂存货物，并自定价格，委托他代售。 卢观恒借此机会，加上他经营有方，往往能将外商暂存货物出售清光，从中获取利润和佣金，并得到外商的信任。外商不断运来洋货到广州，委托卢观恒代售。就这样，他成为商人，积累一定的资本，并且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外商眼中的重要商人。 卢观恒未正式承充行商之前，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1787年12月28日，“他不是一名行商，申请转移与茶叶合约有关的款项共计130000两”。在1786-1787年和1787-1788年两个贸易年度，他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港脚商人）购买大量棉花，成为与英国进行棉花贸易的最大商人。这无疑为他后来得以承充行商及发达打下良好的基础。 1792年9月，“粤海关监督另发给六位商人的行商执照”，在“新行商中，卢观恒多年来与委员会订立相当巨额的合约，他是文官（蔡世文）的亲信，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作为承充行商，卢观恒商行名为广利行，地址在源昌街（今广州市十三行路南），后又迁至今广州市普安街处。 在卢观恒的精心经营下，广利行业务蓬勃发展，日益兴旺。特别是他和次子卢文锦承商时期，商务繁荣昌盛，在广利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上，无论是毛织品还是茶叶，都是不断上升，并且排在众行商的前面。[1]1809年4月，卢观恒听说总督百龄筹议在澳门派设专营，以控制和慑服澳葡，当即表示捐饷支持“今情愿捐银十万两发商生息，以备每年兵食之需”。卢观恒支持澳门防务的举动，博得嘉庆皇帝的的赞赏。 卢观恒捐款十万两，利于澳门防务，并持续30多年“前山营有一项从洋商捐出生息，嘉庆十四年奏作添设前山兵营饷之用，按年复实支销，历三十余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底，部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两。” 卢观恒的行为一举两得，既以捐输换得职衔，又求得澳葡当局慑服；番舶安集，商贾蒙麻，确保行商在澳门的贸易。 1812年9月，卢观恒拟保办澳葡第十号额船的所有进出口货物。为了防止澳葡及各类客商私相买卖，碍其生理，他特向粤海关监督德庆察报“窃查澳门各船进口货物，向系各客自行赴澳买运，在澳门口报输，给单来者。其下澳出口各货，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报验输，请给大牌下澳。如系小贩零星，不能候给大牌者，始准随时自行报输，请给便单运往，此向来办理澳船货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只较大，货到怕重，例归外洋行保办，所以重国课而专责成，历年办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与别项夷船不同，所有进出口货物，自应归保商办理，以昭慎重。兹商现在保办第十号大西洋夷船，所有进口货物，应照例由商行一手经理，其出口货物，亦应由商请给大牌运下，该客贩等自不得私自携越，致紊章程。若听其照别项夷船之例，自赴澳门买运，及便单报下，不特货物零星，易启影射偷漏，有亏税怕，且亦非从前原定归行保办之本意，理合案明，伏乞俯赐出示晓谕，实为恩便。” 当时澳门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澳葡额船进出口货物，按例向由广利行及其他十三行保办经理，而且已实行多年。十三行商人“下澳”贸易不但是成例，而且带有不可“私相携越”的垄断性。可能是这种垄断性受到挑战，卢观恒恳切地叙述保办澳葡船货的“成例”，恳请粤海关对此“成例”予以保护。对于他的察报，德庆的回复是非常明确的“查大西洋夷船进出口货物，向由保商承办，自应仍循旧章，不得稍有紊乱，致滋影射偷漏之弊。”[2] 1802年，英国为侵占澳门，集结在广东海面的英国兵船多达六艘，兵千员，满载兵械炮具，随时准备登陆澳门。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多次代粤海关监督传谕英国大班。经卢观恒等人反复交涉，同年7月4日，英国兵船全部离开中国海域，英军第一次图谋攻占澳门被化解。 1807年2月，停泊在广州的英国商船海王星号一班喝醉了酒的水手在岸上与当地群众斗殴，一名中国人被打死，一位海关关员受伤。南海知县下令要保商和英国在华代表交出肇事者。卢观恒是保商，愿意悬赏两万银元缉拿凶手；又交涉英国大班剌佛。数日后，涉案的52名英国水手在南海县衙受审，庭审结果认定藏匿于澳门的希思为凶手。后来，卢观恒与另两位行商赶赴澳门，将希思押回广州。 1808年，卢观恒、伍敦元、潘有度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又由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吕宋载十小儿传牛痘种至广州，聘邱熹、谭国两人免费为市民接种，开创中国群众性接种牛痘之先河。同年，西关绅士何太清、钟启韶等发起修浚西关各濠渠，向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集资。卢观恒等各捐出大笔款项，成立“清濠公所”，主持西濠涌等河渠的疏浚、整修工程，后又用余款兴建有名的文澜书院。 1812年12月20日，卢观恒在广州病逝，终年66岁。 卢观恒去世后，其子卢文锦承充行商，掌管行务，商名为卢隶荣，外国人称为茂官第二，以别茂官。 当时卢文锦约20岁，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让给怡和行伍秉鉴。卢文锦小农思想严重，将大量财产冻结在地产上，投入商业贸易的资金大量减少，广利行生意从此日下。卢文锦英年早逝后，由其四弟卢文翰执掌广利行行务，商名为卢继光，西人称茂官第三。卢继光承商时期，广利行商务进一步衰落，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利行已欠债354692元；之后他回老家居住。 卢观恒的长子卢文举之子卢薛昌，因广利行过早衰败，没有参与到家族生意中。商行生意结束后，卢薛昌没像大部分家人一样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广州经营午时茶店小生意。 卢文锦继承行商时，实际权力掌握在卢文举手中，为了炫耀自己，硬把父亲入祀乡贤祠。卢文锦以父亲办义学义田，有功桑梓为由，要求将父亲入祀乡贤祠，并重金贿赂广东各级地方官吏。新会知县和一些乡绅牵头，要求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卢文锦在明伦堂大宴宾客，设饮唱戏，极为豪奢。此事引起另一些士绅的强烈不满：卢观恒未曾读书，曾与堂兄争田产、拔兄发辫等。香山学者黄培芳、东莞邓湻和番禺陈昙认为只要向上告发，从容力辩。最终朝廷降下圣旨：将卢观恒滥祀乡贤祠的“木主”撤出，摘去卢文锦顶戴，结保之巡抚、藩司等各级官员、士绅分别降级罚俸。[3] [1]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287-288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36-37页。 [3]《“卢观恒家族”来如夏花绚烂去如秋叶静美》，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1日。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12月20日，亚马留总督命令在澳门的中国人进行户籍登记，以规范地域管理，阻止那些游手好闲之人利用澳门的疏松管理涌进澳门。据称，这些人进来后，流落于澳门中国居民区之间，结果导致窃案频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7页。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12月20日，亚马留总督命令在澳门的中国人进行户籍登记。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2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批准海外委员会官员澳门问题文件，全文6项条款全部涉及废除1845年11月20日取消葡萄牙海关的法令及一系列海关运作所必须的行政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同时恢复澳门的葡萄牙海关及中国海关。里斯本政府批准澳门继续同广东政府谈判，“促使中国海关及行商返回澳门”。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12页。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2月20日，澳门主教热罗尼莫．马塔下令，在圣若瑟修院建立一所教区神学院，并任命澳门副主教圣若瑟神学院教师劳伦索．古维亚（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神父为神学院院长及修会财产管理人。并由贝尔南迪诺．巴罗佐（António Bernardino Barroso）神父辅助其教学工作。当时神学院人员解散，学院极度衰落。澳门因无良好的教育机构，市民们只得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孟买和加尔各答受教育。面对这一困境，古维亚神父上书里斯本政府，请求援助中国传教团和澳门神学院。但他的请求一时并没有得到答复，古维亚神父厌烦而苦恼，上书政府将其撤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9-390.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12月20日，下午3时，大炮台发出商业区失火的信号。火势蔓延得非常快，不久就从木船巷（Rua da Barca da Lenha）烧到福隆新街（Rua da Felicidade），此处非常狭窄，且堆满柴草、煤块和木料。因此大火旋即就蔓延到Pun-Pin-Vai，长长的火舌时刻威胁著附近街巷的民房。万幸的是，恰恰此时风向变了，由北风转为东北风间东风。火势逐渐减弱，人们渐渐平静下来，并利用运来的存水将那些跳跃的火苗一一浇灭。至晚上9点，大火全部被扑灭。后查明大火是一家褥垫店铺由于疏忽造成的。大火烧掉了57家房屋，为灭火还拆了4间房屋。一名10岁小姑娘和一刚出生婴儿在大火中丧生。这是继1856年商业区大火后，城里发生的最大一次火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9—150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0日，夜10点30分，湾仔大火，烧毁葵寮约有1000间、铺屋40余间。《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4─21日，华人举行康公庙建醮大会，澳门华政厅为此出示严禁各东洋车通行康公庙前地巴嗉咑尔古街、沙梨头海边街、通商街、美基街、伯多禄街，并不准各人在该时间内在以上所禁之街，施放爆竹。澳门西洋政务厅亦出示，在此期间，所有外国人等，如有到该处游玩者，务须善视华人，不可争闹。《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12月7日第49号，1892年12月15日第50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1月13日，澳门理商局批断何连旺家族产业——“时和银店”倒盘。并批卢光裕作为总理该倒盘店事务人，蔡康及潘礼臣作为管理该店倒盘数目人。至本年的11月18日，澳门按察司衙门将时和倒盘店东主何连旺、何连钧、何连汉、何连辉、何连宗各屋查封，并于该日拍卖，取银抵填时和银店各债。12月20日，又拍卖何家兄弟的另外一批屋业。何连旺家族的破产应与其不断支持维新派人士在澳门活动有关。据康有为1903年2月26日《致叶恩、徐为经等书》称：“何穗田□□□始终任其至难，始终一心，忠义无双，□吾保皇会困数万金，计今同志中实无其比。今因吾会所累牵，倒其银号，实吾会同志所共愧也。然亦不过去其数万，而仇家敌党疾其为保皇会事，妄造谣言。”又称“穗田家原有47万，今与兄弟分，不过20余万，然至今尚是殷实富家也”。可见，何家时和银店虽已倒盘，但何廷光家道并未因此而中落。《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1月18日第3号。《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10月25日第43号。《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11月22日第47号。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函牍》，第52页。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门署督据澳门公会会议，批准将《莫非亚及鸦片制造药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规定欲在澳发卖者须领牌，每年应缴牌费银25元。另入口时，莫非亚（为吗啡之葡语译音）每两纳规银6元，鸦片烟制造药料每两纳规银3元。只准合格有凭之医生、药师及华人医院，可以卖莫非亚及鸦片烟制造之药料，以为医治病症之用。《澳门政府宪报》1910年12月24日第52号。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20日， 因一伙革命党人逃至澳门， 广东都督龙济光致函署理总督美珊枝， 要求澳门政府引渡这些到处播撒动乱种子、密谋反对中华民国的逃亡者。美珊枝复函称：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些华人， 我敢保证， 在澳门， 他们没有密谋反对中华民国， 也没有发动鼓吹任何反对中华民国理想的宣传。美珊枝还申明， 他会把任何反对中国的革命者从澳门赶走。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 第146─147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门重新施行《澳门省组织章程》。澳督巴波沙根据章程第11章之规定，决定取消氹仔及路环市政厅。从次年1月开始，市政厅职能及相关人员并入离岛统领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36页及第324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门助学会(即澳门土生葡人教育促进会)大楼落成，其设计师为工务局帮办加斯堂．伯尔热(Gastão Borges)。 该楼为当时欧洲刚流行的“装饰性艺术风格”建筑造型设计，楼高两层，横轴宽度恰与塔石球场平齐，四坡顶红砖墙，钢筋混凝土内柱和基座，在当时是很新颖别致的一幢洋楼。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91页；金丰居士：《堪舆师指不宜住人，助学会大楼风水笑面虎》，载《新报》2006年11月16日。

天主教鲍思高慈幼会在1906年创立澳门无原罪工艺学校。原著录：《母校铎声》（1931年始）民国时期澳门无原罪学校（慈幼中学）之校刊，初为季刊，后转为月刊。为该校之同学会会刊。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7日，楼高九层的国际酒店落成。12月20日，澳葡当局为居民分发“购取粮食凭券”。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澳葡当局宣布中立。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出版其编撰的《粤葡辞典》及《葡粤辞典》。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20日，信达货仓轮船公司成立。该公司由葡国人集资创设，现有轮船3艘。一为“新利文”号，载重800吨；二为“新利吉”号，载重800吨；三为“新利发”号，载重208吨。此外，公司还在内港建有一座面积达900平方米的货仓。本年新组设的澳门公司还有：苏沙有限公司 (9月5日)、华山船务有限公司 (10月21日)、东利航业有限公司 (12月6日)、澳门航空有限公司 (12月16日)、罗德礼继承有限公司 (12月26日)。《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67页。《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68页。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门邮政局发行第一套以本地为题的邮票--“澳门风貌”，这套邮票充分利用不同的刷色，展现出澳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景色和建筑物，色调古朴，风格典雅。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ōs de Macau, Vol. Ⅱ, p. 779.

1948年澳门报纸刊登《何贤先生访问记》，内述镜湖的发展计划和柯麟院长婉辞薪津。

拍摄时间：1984年12月20日 左起：陈柏棠主任、梁秀珍秘书长、刘祖贻主任、柯麟名誉主席、饶不辱副院长、梁志辉副院长。

1996年12月20日，“东星号”械劫案疑犯陈桂清自台北解返澳受审。

1996年12月20日，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发表专题文章，纪念澳门回归倒计时3周年。

1997年12月20日，八佰伴重新开业，改名“ 新八佰伴”。

1998年12月20日，澳门各界同胞举行多种活动，庆祝澳门回归倒计时一周年。

莲花纪念公园是一座以回归为主题的新建公园，座落在新口岸综艺馆附近，原是一个空置地盘，约长一百二十米，宽九十米，总面积逾万平方米，由前市政厅耗资八十一万元兴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动工，十二月二十日揭幕。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仿如宽阔广场，辟设花圃草地，种植树木，竖立典雅灯饰，简洁明快，视野开阔。园中央地台高筑，形如花瓣，铺砌麻石地板，平整光滑，中央枣红圆柱基座上摆设中央政府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金色雕塑回归纪念品——“盛世莲花”，形象突出，在阳光映照下，璀璨夺目；晚上配衬灯光，熠熠生辉。巨型雕塑“莲花”，主体由花茎、花瓣、花蕊组成，青铜铸造，表面贴金，重六吨半，连基座总高六米，亭亭玉立，冉冉绽开，花体最大直径三点六米，造型美观。圆形基座是由多块枣红色花岗岩石相叠而成，下设三级，形似莲叶，代表澳门三岛，象征澳门“莲花地”、“莲花宝地”、“莲花福地”。莲花是澳门特区区旗区徽的图案，而《香山县志》说澳门地貌似莲花：“澳门唯一径以达前山，南北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尽处有山拔起，附萼莲蜷，曰莲花山。”莲花象征澳门。莲花公园之金莲花盛放，生气勃发，形态美丽，光彩璀璨，象征澳门繁荣安定，经济发展。莲花纪念公园是一个新景点，金莲花盛放，永不凋谢！

澳门回归的时间是根据邓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纪末我们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其中记得有一轮中葡谈判，葡萄牙提出澳门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后再回归，因为是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中方说不行，因为本世纪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后葡萄牙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我记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于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天，在12月31日举行政权交接仪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时候就是新的世纪了，中国就可以宣传是在本世纪末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葡方也可如愿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后回去。后来中方谈判说恐怕这也不是太合适，因为过新年了，大家都忙着，就没有人注意到澳门回归的事情了。他们提出将回归日期定于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总之最后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长就建议在12月20号把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对外国人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在年底筹办一些庆祝活动，最后双方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结果，不是基于历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结果，同时这也正符合邓小平先生说，本世纪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指示。

1999年12月19日深夜，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20日零时整，澳门回归祖国。

1999年12月19日午夜，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行政长官何厚铧等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1999年12月19日午夜，国家主席江泽民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澳门政权交接场馆是一座临时性质建筑物，美轮美奂，造型独特，外墙采用透光材料兴建，晚上灯光璀璨，外观仿如一个中式大灯笼，宏大庄严。澳门政权交接场地原定设在新口岸新填海新建的澳门文化中心，据说因地方不敷应用，前澳葡政府改在文化中心侧的公园地段，耗资逾六千万元临时建设新场馆，一九九九年五月间展开工程，十二月完竣，建筑宏伟，占地六千平方米，高二十米，可容二千五百人，除大礼堂外，还设有辅助室、接待室及传媒专用区。这座建筑物虽然采用坚固耐用建材，但原设计却是非永久性应用的，待交接仪式完成后便拆卸，恢复公园部份。其后，居民认为场馆象征本澳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掀开历史新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纪念价值，应该保留下来，如果将它拆卸，未免可惜及浪费公帑。于是，特区政府有关方面决定暂时辟作“瑰宝展”场馆，对外开放，展出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区送赠澳门特区政府的珍贵礼物，为期三个月，让居民和游客在观赏展品同时，也可参观这座历史性建筑物，见证澳门回归重要历史事件。场馆除了陈列精美礼品部分外，原来布局基本不变。在馆内徜徉，可以重温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时零分中葡两国政府在此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大典的历史时刻，令人心潮澎湃。这座建筑经香港及内地专业人士进行学术性研究后，认为场馆不宜作永久保留，特区政府决定将之拆卸，改建公园。

拍摄时间：1999年12月20日

1999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乔晓阳、李成俊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为澳门回归做准备中的其中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又叫“三大问题”、“三大难题”。那么，首先就是公务员本地化的问题。公务员本地化的问题首先是人才，另外根据《澳门基本法》第63条规定，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15年的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才能够担任澳门特区的主要官员。澳门过去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培养了一些人，这就是为澳门回归的人才本地化做准备。第二是法律本地化。刚才讲到高度自治就需要很多落实法律或一些执法的人，葡萄牙人走了以后，我们澳门人谁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个大问题。尽管如此，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这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到了回归那一天，澳门的人就得要有、就得要就位，这就是在过渡期必须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之一的第二个。第三就是语言问题。相对来说好一点，但也不容易，因为过去所谓的公文都是葡文，现在《基本法》规定葡文和中文都是正式语文，但是你真正到了澳门办事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懂葡文？有多少人可以用葡文办公？说实话，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受过比较多教育的人是比较少的，基础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过渡期内尽管如此也要解决问题，又要有人才将来能当上公务员，又要在语言上实行双语，这样一进入到99年12月20日以后，中国人能够开张，特区政府能够开张、能够办公，事实证明中国人能干，三大难题都逐一解决了。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于1999年12月20日上午十时于综艺館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压轴节目是展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庆祝特区成立而作的“开创澳门新纪元”题词卷轴。

1999年12月20日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万多名市民夹道欢迎。进驻部队的官兵约五百人，分乘十辆轮式装甲车和六十辆各型汽车，历史性地经过关闸进入澳门，在澳门特区警队交通指挥车带引下沿着马场大马路、东北大马路，劳动节大马路、友谊大马路，于中午十二时卅分抵新口岸营地——龙成大厦，完成了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的历程，并掀开了履行澳门特区防务职责的历史一页。图中可见，车辆上并挂着“祝愿澳门明天更加美好”的标语。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首届行政会10名委员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由唐志坚领誓，行政长官何厚铧监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首届政府主要官员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由行政法务司陈丽敏领誓，行政长官何厚铧监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首届立法会23名议员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由曹其真领誓，行政长官何厚铧监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何厚铧在朱镕基总理的监誓下，宣誓就任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许下庄严承诺。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会场庄严升起——四百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特区首届立法会主席曹其真率全体立法议员宣誓。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民间也举行一系列大型活动，热烈庆祝澳门特区成立。

1999年12月20日，中午，解放军驻澳门部队500官兵和71辆军车经拱北口岸进驻澳门，沿途数万群众夹道欢迎。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何厚铧就任行政长官。

1999年12月20日，凌晨零时，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政权交接场馆高高升起。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凌晨2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仪式在综艺馆举行。凌晨3时行政会举行首次会议，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会议。凌晨3时许，立法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回归法》等11部法律；早上8时，特区政府总部门前升起第一面国旗和区旗。中午12时，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经关闸进驻澳门，数万澳门居民夹道欢迎。各界庆回归委员会举行迎回归大巡游。

2001年12月20日，《特区政府公报》刊载首次授勋名单，马万祺、唐星樵等36人获殊荣。2000年2月1日，特区政府首次举行“勋章、奖章及奖状颁授典礼”。

2000年12月20日，特区政府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庆祝澳门特区成立一周年，江泽民主席出席并发表讲话。

2003年12月20日，特区政府举行盛大酒会，庆祝特区成立四周年。

2004年12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5周年暨第二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澳门特区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并提出“四点希望”。

2004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暨澳门特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图为第二届行政会成员宣誓，由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监誓。

2004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暨澳门特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图为第二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行政法务司陈丽敏领誓，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监誓。

俯瞰关闸边检大楼和关闸广场

祈福法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祈福法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2009年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就职，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监誓。

2009年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图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主要官员和检察长在行政长官崔世安带领下宣誓就职，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监誓。

2009年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图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会委员宣誓就职，由行政长官崔世安监誓。

2009年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就职，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监誓。

澳门最早的地区性坊会是1950年代成立的望厦、青洲、台山街坊会。至1982年，澳门先后成立了24个区域性坊会。进入1980年代，澳门面临即将回归祖国的历史机遇，为了加强联系与团结，各区坊会加紧筹备成立街坊总会。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成立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吸引了海内外华人的注目，将澳门文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由“回归热”带动的 “文学热”在1999年底到达顶峰，随之迅速冷却。具体表现为某些重要的文学社团（如五月诗社）走向沉寂、部分作家逐渐淡出文坛（如陶里于1999年移居加拿大之后便鲜少出现在澳门文坛了）以及文学研讨活动的急剧减少，澳门文学进入发展的成熟冷静期。当然，“冷静”并非“冷寂”。回归之后，在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文学出版显著上升， 呈现出稳健发展的兴旺局面。

最早在澳门文学名家之林出现的是汤显祖。汤或在1591年十月中旬曾到澳门，有《香墺逢贾胡》等诗。此外，汤也于《牡丹亭还魂记》剧中第六出和第二十一出中多番提到澳门三巴寺。明末又有擅画马的诗人张穆，有《登望洋台（己亥）》一篇，作品有遗民寄意的味道。明末清初，澳门颇多忠于明室的遗民诗，寄托了孤贞不屈之志，乃此时期遗民澳门诗的风格和特色。

在澳门这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中，街名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反映了城市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变迁，更承载着居民的生活记忆和情感纽带。每一条街道的名字，都像是城市历史长河中一枚枚印记，记录澳门的发展轨迹和人文故事。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澳门存在不少容易混淆的街名，这不仅给市民日常生活增添了些许困扰，也让游客在游览澳门时容易产生困惑，影响了他们的旅游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