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九年（1581年2月4日─1582年1月23日）12月25日，圣诞节，有5名在方济各会修道院见习修士离开了修道院，理由是在圣诞这一天只给他们草吃。后来他们后悔，又回来了。当时在院的意大利方济各会神父路卡雷利•巴沙路又收留了他们，作为悔过，他安排他们一起为澳门麻风病院的患者服务六个月。他们拒绝这样的安排，又重新返回世俗世界。一年之后，他们都死了。Manuel Teixeira,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p. 108. 转自董少新：《西洋传教士在华早期行医事迹考述》第2章，第47页，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月9日─1596年1月28日）12月25日，圣诞节时，澳门一基督徒富商病故，其人50余岁，从未结过婚，极为富有。平日，他与圣保禄学院关系十分密切，临死时，他又无法与其在葡萄牙的亲人联络，遂将全部财产捐献给圣保禄学院，作为慈善用途。《澳门学院重要慈善家名录》称澳门圣保禄学院建成后，还收到许多捐赠，其中“佩德罗•加依奥（Pedro Martins Gaio）是我们重要的慈善家，他向中国传教捐了款。除此之外，作为通常和临时性的捐献，他大约给了学院2000帕尔道”。阿儒达宫图书馆1596年1月26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转自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91页。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494页。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12月25日，东京国王下令逮捕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第二年6月将其关进顺化大牢，7月3日又将其判处死刑。后由于异教徒求情，进行第三次改判，将其驱逐出境，并于当年返回澳门。 梅迪纳（Juan Ruiz-de-Medina）：《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在科钦支那和东京：1591—1660》，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12月25日，广州洋行最著各行在神前宰鸡啜血共同盟誓，举行隆重仪典，并规定公同遵守之公行行规十三条，此乃广州公行成立之始。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84—87页。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12月25日，嘉乐使团一行抵达北京。在京期间，康熙帝接见嘉乐前后共13次，礼遇甚隆，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均不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教宗禁约。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52—154页。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2月25日，黄安多（António José Henriques）修士进入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在院学习期间，其信仰之坚定及传教信心均超过常人，奥斯定修道院院长米格尔．圣玛丽亚（Miguel de S. Maria）每次见到他都十分感动，深信其后必成为大圣人。后他又到马尼拉继续完成其学业，在马尼拉时，教习与校长皆器重他，以他为其他学生的楷模。1737年返回澳门。后派往江南传教。1747年与谈方济神父同时在苏州殉难。死讯传至澳门，全市鸣钟，唱谢恩歌。黄安多，葡萄牙人，1707年出生于里斯本，1726年他作为麦德乐使团成员来到澳门，后入中国。本年12月麦德乐使团返抵澳门后，他没有随特使返回葡萄牙，遂在澳门加入耶稣会，并进圣保禄学院学习。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31—740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04页；文德泉：《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第59页。

乾隆二年（1737年1月31日－1738年2月18日）7月，葡萄牙耶稣会士王安多尼（黄安多，António José Henriques）从马尼拉抵达澳门，住在圣若瑟堂。11月，在澳门人谈文多拉、南安府人谢伊纳爵及五河县人许伯多禄引领下，赴苏州昭文县传教。先是，王安多尼随葡萄牙使臣赴中国至北京，从京城回澳门后，加入耶稣会。1727年12月25日入澳门修院学习，后又赴马尼拉完成学业，于本月返回澳门。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66《江苏巡抚安宁详报会审西洋人王安多尼等事》，第198—202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31页，冯承钧将王安多尼译作“黄安多”。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6月13日，吕宋国商人西巴郎、郎若些等，从香山县澳门载麦子、铁钉等货回国遭遇海难，人员获救，由广东布政司饬给口粮抚恤。12月25日，获救吕宋难民，附搭澳夷“委星的•黎威鲁（Vicente Relveiro）”号船返回。《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马尔泰题报乾隆四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187-188页。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12月25日，澳门“西登（Syden）”号船上的英国水手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被一群中国居民带走，并进行殴打，约翰逊受到严重虐待，多处受伤。后被澳门葡兵从中国人手中救回。本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费力克什·科英布拉就此事向香山县丞提出抗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4页。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2月2日─1833年2月19日）12月25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白鸽巢住宅举行晚宴，参加晚宴的有60人，除在澳门的欧洲人外，赴宴者还有华人。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40页。

咸丰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12月25日，澳门华政衙门颁布了由管理华人事务官劳伦索．马葵士于12月22日签发的环境保护条例：禁止在市区内设立因产生臭气而污染空气的工厂。同时为防范火灾和爆炸，禁止在市里生产烟花。条例是用葡文和中文发布的。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4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2月25日，广东政府欲对氹仔及路环公局在路环征收地租一事进行抗议，但澳门总督美珊枝答复称，他将继续对路环行使管辖权、支出行政费用并征收法定税收。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439号卷宗，第S-T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72页。

天主教鲍思高慈幼会在1906年创立澳门无原罪工艺学校。原著录：《母校铎声》（1931年始）民国时期澳门无原罪学校（慈幼中学）之校刊，初为季刊，后转为月刊。为该校之同学会会刊。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2月25日，香港沦陷。随着广州、香港的相继沦陷，澳门成为抗战时期的“孤岛”，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澳门之所成为孤岛，其原因在于日澳围绕中葡间多年争议不绝的岛屿，主要是对面山及大、小横琴的归属交涉是日澳接触的核心议题。葡方的利益是，借日军占领广东之际，借势一举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方出于对华战争的战略需要，必须全面有效封锁全部海岸线，以切断外间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做好应付中国大反攻的准备。为此，“借日本占领之际，葡萄牙事先与日本政府达成一项口头秘密协议，葡萄牙可占领上述岛屿而不会遭到世界的抗议，中国政府也无抗议的理由”，即借日本人的力量在战乱中侵占澳门附近岛屿，造成既成事实，逼迫中国予以承认，趁机解决1887年条约所遗留下来的“属地”问题，扩展澳门的界址。葡萄牙当局被迫承认日本在广州所设的政府，并许可其在澳门搜查住所。而此前的1942年2月，日本占领葡属帝汶。日本为何没有占领澳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是抗战时期巴西住有数百万日本侨民，而历来葡国与巴西关系密切，在葡国运动之下，巴西照会日本政府，如日本军队侵占澳门，则巴西将驱逐日本侨民回国，澳门因之而赖以保持中立；二是因为作为中立立场的葡萄牙和澳门分别担当了英美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收集基地的角色，而日本军事性占领澳门的话，澳门就失去了其情报之机能，且很可能导致和葡国的国交断绝，这样一来更会失去里斯本这一情报收集基地。正如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称，战时的澳门“是日本的间谍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反间谍中心”；同时日军对澳门的经济封锁和事实上的占领无异，没有军事占领的必要；再者，考虑到和葡领帝汶的关系，澳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帝汶是不同的，帝汶在战略上而言对于控制澳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陈锡豪先生则对上述两种观点均不认同，他认为，日本不占领澳门，一是因为日本认为澳门并无军事经济价值，二是葡萄牙对日本表现一副诚恳合作的态度。1940年9月“日葡秘密协定”的签订，澳葡政府承诺断绝重庆与英国的关系，舍掉一块并无军事经济价值的弹丸之地而获得一诚恳的合作者，这应是日本不占领澳门的最重要原因。濠江客：《日军为何不进驻澳门》，载《澳门日报》1992年8月24日；笙秀：《抗战期间三个谜》，载《澳门日报》1994年6月5日。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 PA48, M175&M217，《日本驻里斯本使馆关于日军占领对面山致葡外交部的照会》，转引自金国平：《抗战期间澳门的几个史实探考》，载《澳门史新编》第1册，第309-310页；李福麟：《澳门四个半世纪》，第148页；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 (1820-1974)》，第63页；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关于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初步考察》，载《澳门研究》第5期，1997年；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397页亦称，澳门二战期间未被日本占领，是因为日军“显然认为澳门这块小地方无足轻重，没有必要去侵占它”；莫嘉度：《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第32页。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41-44页。

1891年，镜湖医院办“惜字善社”，1892年又办了5所蒙学书塾；1905年，合并为“镜湖义学”，1911年又改名为“镜湖小学”。1949年，镜湖小学与平民小学合并为联合小学。原著录：《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新校落成纪念特刊》（1949年）1949年，镜湖小学与平民小学合并为联合小学。新校落成，出版特刊以兹纪念。特刊内记载了两校合并前的发展历史。

拍摄时间：1960年12月25日 左起：梁锡光、周兰陔、姚景槐、梁秩智、梁心尧、郭信坚、澳督马济时、陈毅生、澳督随员、韦颂、徐佩之。

特刊以英文写成，其中收入了不少校园生活的照片。

原著录：中德学报（1-10）（1962年-1966年）《中德学报》最早于1962年以手写形式出版，由该校的学生一力承担其编辑和出版工作，是公开的园地，颇受欢迎。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于1966年12月25日下午在会址举行“毛泽东思想学用会”，会上一致通过下列三点意见：坚决要澳葡当局实现：一、必须立即全部、彻底实现广东省外事处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项要求。二、必须立即肃淸蒋匪特务一切破坏活动，驱逐蒋匪特务，禁止悬挂蒋旗，蒋徽。三、必须立即査封“工团总会”，“难胞救济总会”等与澳门同胞为敌的蒋帮机构。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于1966年12月25日下午在会址举行“毛泽东思想学用会”，会上一致通过下列三点意见：坚决要澳葡当局实现：一、必须立即全部、彻底实现广东省外事处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项要求。二、必须立即肃淸蒋匪特务一切破坏活动，驱逐蒋匪特务，禁止悬挂蒋旗，蒋徽。三、必须立即査封“工团总会”，“难胞救济总会”等与澳门同胞为敌的蒋帮机构。会场高悬着“向英雄的红卫兵学习”、“必须解散蒋匪机构！必须驱逐．蒋匪特务！”等标语。

澳门葡萄酒博物馆位于新口岸高美士街431号旅游活动中心地库内，邻近大赛车博物馆，于1995年12月25日正式开幕，是澳门唯一一座以葡萄酒为主题的博物馆。葡萄牙是传统上的四大产酒国之一，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齐名，而澳门则是中国最早进口葡国葡萄酒的地方之一。初时葡国葡萄酒只供应葡萄牙的管治者和上流人士品尝，后来更一度成为军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酒逐渐流到民间为澳人所认识。由于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在澳门从不抽税，故在市场上有着优势的占有率。现在馆内主要展出来自葡萄牙及中国的葡萄酒，前者的葡萄酒展出品种多达1,115种，后者则有28种，而在1,115种葡国葡萄酒中约有756种为对外销售的牌子。在澳门地区内现时还没有一个博物馆拥有如此多品种和牌子的葡国葡萄酒，这亦是葡萄牙博物馆的一大参观亮点。博物馆除展现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的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外，同时亦向参观者提供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储存以及葡萄酒饮用等各个方面的文化常识。入口处设有专卖店及试酒部，有酒量的参观者不妨先呷上美酒怀着醇香的酒气来参观，相信与一般的参观会有所不同。通往展览厅的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墙上是世界各地著名葡萄酒产区的资料和10多套葡萄牙及澳门葡萄酒学会的传统礼服。在这里我们可看出整个博物馆清晰有序地分为3个大展区，包括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历史区、葡萄酒陈列区以及酒窖收藏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历史区”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公元前1万年高加索时代到今天葡萄酒酿制的发展史沿革，特别是葡国葡萄酒酿制和葡萄种植的历史。展区内现在展出了百余件与葡萄种植和酿酒有关的工具器皿（如旧式榨葡萄机、运载酒桶的骡车、羊皮酒容器等）和一组18世纪的葡国彩绘瓷砖，其所绘内容均与葡萄酒和葡萄园有关。另外在“葡萄酒陈列区”内，约50种葡萄酒可供游客品尝，博物馆的负责人每星期选取3种牌子的葡萄酒，由技术员讲解其品质和鉴赏标准。观众可看到不少近代的葡国葡萄酒，同时亦能找到中国制葡萄酒的踪影，而远处的电视萤幕则讲解各种葡萄酒的资料和葡萄酒酿制区域的情况。最后在“酒窖收藏区”内有一个很大的酿酒工厂模型，可让游客了解酿酒的各个工序，并提供了明晰的解说。此外这里还有4个藏酒地窖，淡黄而昏暗的灯光和潮湿的空气正代表着葡萄酒的贮藏地，其内共收藏了359种葡萄酒，最古老的一瓶是1815年的马德拉酒。现在博物馆每年都会举行不少活动和推广计划，如2004年与新疆乡都葡萄酒博物馆正式签订备忘录合作推广葡萄酒文化等。当然在这些活动及计划中最有名和惹人注意的仍是葡萄酒品尝会——当大多数博物馆已到休馆时间，澳门葡萄酒博物馆却正在举行酒会或品酒活动，让来宾踏上奇妙的葡萄酒之旅。正如前葡萄酒博物馆馆长龚伯嘉指出：“葡萄酒博物馆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能表达出澳门多元文化的特色。 ”

1996年12月25日，凯悦酒店赌场巨劫案六犯在珠海宣判，其中潘剑峰死刑，黄升死缓，余犯判7～15年徒刑。

1998年12月25日，澳门青少年中华文化教育代表团150人访问北京，获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接见。

澳门回归的时间是根据邓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纪末我们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其中记得有一轮中葡谈判，葡萄牙提出澳门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后再回归，因为是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中方说不行，因为本世纪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后葡萄牙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我记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于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天，在12月31日举行政权交接仪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时候就是新的世纪了，中国就可以宣传是在本世纪末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葡方也可如愿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后回去。后来中方谈判说恐怕这也不是太合适，因为过新年了，大家都忙着，就没有人注意到澳门回归的事情了。他们提出将回归日期定于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总之最后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长就建议在12月20号把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对外国人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在年底筹办一些庆祝活动，最后双方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结果，不是基于历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结果，同时这也正符合邓小平先生说，本世纪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指示。

2001年12月25日，特首何厚铧赴京述职。

作为人类进行群体性文明活动的组织形式，社团在澳门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缘组织（庙宇）到世俗性慈善组织，再从职业性社团到知识性社团，澳门社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

19世纪前期，今天的康真君庙位置还是澳门内港北湾的滩涂地带，邻近的关前街、草堆街、营地大街等街区则是华人聚居点和市集区。由于区内铺户林立，华人又擅自搭建篷寮，“丛盖如寨，蜂屯蚁聚”。逼仄恶劣的居住环境，草木搭建的房屋棚寮，造成火灾频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初二晚的大火，更造成几十家商民铺户烧毁，财产损失数以十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