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14日，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 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 张廷玉：《明史》卷17《世宗纪》。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1月16日─1543年2月3日)5月14日，法里亚•索萨船队离开双屿，前往卡伦普卢伊岛。 费尔南•平托：《远游记》第71章，第205页。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5月3日，由于驻泊双屿港的华人海盗许二(许栋)、李光头与葡萄牙人及倭寇勾结，势力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无天，“大为福兴诸府沿海患”。并对沿海居民杀掠抢劫，恶行不断，受害者呼声强烈。地方奏报频传中央，明廷降旨，命朱纨在福建组织一支强大舰队，把海盗(包括葡人、华人、倭人)从宁波沿海驱逐出去。并张贴告示：有获许二、许四一名者，赏银一千两，举官万户侯。许二、许四逃去西洋。朱纨遂于本日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总俞亨率福建兵船开始对双屿港进行围剿。9日，获大贼船一艘，攻杀番贼，落水不计其数，生擒倭酋稽天、新四郎二名及海盗林烂四等53名。5月12日，把总指挥潘鼎、张维四又擒获双屿港海盗头目李光头及徐锦、徐鹏等。5月14日，双屿港内各国海盗船突围出港，朱纨遂命指挥张汉等兵船追敌，又督委定海卫千户王守元等带兵入港清剿余匪，将港内10余间天妃宫(教堂)、20余间寮屋及大小船只27艘全部焚毁。明追兵至海闸门糊泥头外洋及横大洋二处，齐放铳炮，击沉海盗船2艘，落水溺死盗贼无数。又与盗贼草撇船、叭喇唬船战，斩贼首姚大总，获黑番3人，其他贼首10余人。费尔南•平托称，这次双屿之战“基督徒死亡人数达12000人，其中800名葡萄牙人。这些人分别在35艘大船和42艘中国帆船上被活活烧死。据说仅白银、胡椒、檀香、豆蔻花、核桃及其他货物就损失了150万金”。费尔南•平托记载这次海战的资料明显夸大，基督徒死亡者绝达不到12000人，葡人死亡数也没有800人。其实大部分葡人均逃出了双屿港，一部分在走马溪之役被俘，一部分逃回广东海面。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福建倭变记》。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流逋》。叭喇唬船，简称唬船，即Prahu，一种爪哇人制造的多橹船，船体轻巧灵便，船速轻疾，明代沿海水寨中多用叭喇唬船充当哨船。“底尖面阔，首尾一样，底用龙骨，直透前后，阔约一丈，长约四丈，末有小官仓，橹面两旁各用长板一条，其兵夫坐向后而棹桨，每边用桨十支或八支，其疾如飞。有风竖桅，用布帆。桨斜向后，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号曰软帆，贼亦畏惮。”(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5《水战》。)朱纨：《甓余杂集》卷2《捷报擒斩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费尔南•平托：《远游记》第221章，第700页。汤开建：《平托Liampo纪事考实》，载《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第50—51页。据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卷6《流逋》称还有一部分“番人(葡人)”与贼首朱獠复回浙海。

天启元年（1621年1月22日─1622年2月9日）5月13日，去年脱难的“圣巴尔托罗梅乌”号帆船的船员们履行诺言，向澳门奥斯定会的龙嵩堂捐赠了一些钱，由他们代建和管理隐修院。当时约定，若不建造，捐赠取消。捐赠者终生为隐修院的管理人。l4日，澳门主教平托•比埃达德（D. João Pinto da Piedade）批准起造隐修院。由于捐赠钱数不够，奥斯定会又斥资300帕塔卡用于建设。1622年4月29日正式建成启用，定名为“法国之岩圣母（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ca）教堂”。法国之岩圣母信仰在1587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征北时传入葡萄牙，16世纪末，里斯本市内东部即出现了“法国之岩圣母堂”。至此，法国之岩圣母信仰亦传入澳门，由于奥斯定会从教宗处获得“法国之岩圣母”信仰的垄断权，故所建堂交澳门奥斯定会管理。该堂建于西望洋山山顶，初冠名为“卑拿教堂（Penha Church）”。“卑拿”葡文意为“山岩高岗”。“卑拿教堂”后经修葺，并在大堂屋顶处竖有大理石雕刻的圣母像，故澳人又称其为“西望洋圣母堂。”这是当时澳门唯一的一座不是由天主教区或天主教教会教士所主持兴建的教堂。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9, p.271;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89; 金国平、吴志良：《西望洋外文名称的由来》，载《东西望洋》，第287—288页；金丰居士：《西望洋圣母堂，位处天璇丽珠永不衰》，载《新报》2009年5月14日。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5月14日，葡印总督弗兰西斯科•伽玛下令，澳门与马尼拉航线的所有贸易收入全部归于王室金库。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档案馆：手抄古籍CXVI/2—5，第44页。该馆藏有澳门第一任总督马士加路也时期的文件。

崇祯十七年（1644年2月8日─1644年6月4日）5月14日，澳门议事会会议决定用外来船只的收入支付乘南季风来澳门的船队所需要的开支，并告诉该船队，鹿儿岛和上川岛附近海域有海盗武装船队正等待着袭击他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1页。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5月14日，澳门城内张贴了一份广东政府的布告，下令城中所有中国居民务必在三日内离开澳门。华人迁出后，澳门城内仅存200～300名葡萄牙人及其他男性天主教徒，和几乎数目相同的已婚女性天主教徒，以及约2000名依靠教会施舍为生的孤儿寡妇。澳门城内的所有工匠、船工及从事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小商贩全部被迁出澳门。关闸紧闭，澳门无粮食生产，而仅存的储备食物在几天内将消耗殆尽。葡文资料称：中国皇帝作出一个极其残酷、举世罕见的暴虐决定：将五省沿海城镇乡村一律内迁4里格。此五省中任何一个都较葡萄牙为大。迁海令丧生者无计其数，非言语所能形容。皇帝因此蒙受的损失巨大，仅在距澳门不远的韩江(Rio do Sal)每年损失的收入高达1800万两，每两为1/3澳门元强。此禁海令于1622年传达至澳门。皇帝诏令，举国上下片板不许入海，禁绝对外贸易，违者格杀勿论。本澳居民一无恒产，二无立锥之地，禁止贸易无异绝其命脉。头几年，仍可以往年积蓄暂渡难关，冀望皇帝开禁。但此暴君惟恐失去其江山，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禁令。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87－88. 《葡萄牙国王遣中华及鞑靼皇帝特使玛纳撒尔达聂使京廷简记(1667－1670)》，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168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2月，葡印总督努内斯•库尼亚收到澳门的信后，经过磋商，遂于3月14日决定派遣使节出使清廷，同时派遣100名葡兵和100名印度兵（但后来实际只派了50名印度兵），并运来粮食、军火等补给品，但没有给使团准备任何礼品和经费，而是请求暹罗国王给澳门继续提供援助。使节以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名义被派遣。使团大使为玛纳•撒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使团成员共为62人，其中有随团司铎西蒙•格拉萨（Simão da Graça）及秘书白垒拉（Bento Pereira da Faria）。使团于5月14日从果阿启程。 详细研究见：Anabela Nunes Monteiro, Macau no Tempo de Bento Pereira de Faria, tese de mestrado da Uinivesidade de Macau,1998.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102—103.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5月14日，郑玛诺、菲利浦•菲埃斯基、齐又思、基塞佩•坎多内、曼努埃尔•费雷拉（Manuel Ferreira）、范方济和马依宁（Jean de Maynin）等7位耶稣会神父乘坐“西望洋圣母（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号船离开果阿，于8月19日抵达澳门。 文德泉：《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14日，澳门议事会开会讨论“圣安娜”号船上货物投资是否失利的问题。该船违背印度总督的命令，航行马尼拉，在海上遭到海盗亨利．布洛的洗劫，船只获释，但货物被扣留在马尼拉。讨论的问题是：货主是否应该花费7万澳门币赎回这些货物？船上的货物有曼努埃尔．法兰西斯科的，价值7000两；阿戈斯蒂纽．贡萨尔维斯（Agostinho Gonçalves）2000两；及教会向古尔露所借的1000两。“圣安娜”号再次前往马尼拉，并于1714年11月9日前返回。议事会向此船征收3.5％的银税，将1.5％给了货主。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41.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5月14日，两江总督鄂容安等奏报将被抓捕的由澳门到汀苏等地传教的西洋人张若瑟（José de Araujo）等押解回澳门。《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江总督鄂容安等奏报孥获由澳门到江苏等地传教之张若瑟等质审缘由折》，第284—285页。

清嘉庆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5月14日，据引水陈广达禀称，1艘英国船来至鸡颈洋面湾泊。据该船主乜见声称：系在本国捷驶前来送信与该国大班，船上并无货物。《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关委员李培涛为查禁澳蕃不得与湾泊鸡颈洋面之英国乜见船往来滋事事下理事官谕》，第768页。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医沙维尔•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携带26名墨西哥儿童抵达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广牛痘法。当时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马尼拉贸易。他于5月14日返回澳门前，让他所有的船员都接种了牛痘，当时马尼拉至澳门的航程一般为8—10天，即当“希望（Esperanza）”号商船抵达澳门时，船员所接种的牛痘正好是成熟采苗的好时机。牛痘就这样被成功地传入澳门。啤道路•滑将牛痘带到澳门后，引起澳门政府的重视，澳门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会审理法官眉额带历于5月发布一项命令：“天花接种的方法已被带进澳门，本董事会决定在仁慈堂医院（即贫民医院）辟出一间屋子以供接种之用。每天从早晨 开始，由议事会医生向自愿前来接种者施种。”仁慈堂即拨出20—25两银子，在医院开辟一间种痘房间，每天接种4人，以保持痘苗不断，担任接种者为议事会医生多明戈斯•戈麦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Pearson）从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希望”号得 到牛痘疫苗，对牛痘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由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译成中文，翻译是与一个学习医务的中国人合作的，他当时在澳门，他答应帮助翻译并以他的行号出名。此即郑崇谦译《种痘奇书》。Tom Colvin, The Balmis Expeditim: In Quest of the Antidote to Smallpox,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il-Hispano National Day Conference, in Malolos, Bulacan, June 30th, 200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o Assistência, pp. 9394, 转自董少新《牛痘入华：一项由多国多人共同完成的技术交流》，载《文化杂志》第65期，2007年。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5页；道光《南海县志》卷44《杂录》。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5月1日，澳门第一号额船开往哥斯达贸易，途遇风浪换船，于14日返澳。澳关不怜其贫乏窘厄，迫勒船钞。《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饬查一号船出口遭风回澳事下理事官谕》，第200页。

咸丰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伊莉莎白．菲瑞恩（Elizabeth Fearon）在伶仃岛去世。她于1818年5月14日嫁给克瑞斯托菲．菲瑞恩（Christopher Augustus Fearon）（该家族从事远东贸易已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据说，他们夫妇居住澳门时，曾住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公用房一段时间，即该公司的墓地隔壁，现为贾梅士博物馆（Camoens Museum）所在地。据闻，钱纳利是伊莉莎白．菲瑞恩小儿子的教父，与菲瑞恩一家子同住数年，震惊于伊莉莎白的美貌，1830画过数幅画。她声望卓著，并不仅仅因为美貌，还有高尚的精神。1830年4月，她和另外两名英国妇女藐视中国禁止外国妇女居留广州的规定，在广州一家英国小教堂工作，此举几乎使中英贸易悬搁。她们的这一举动后被哈瑞特．洛（Harriet Low）和另外三名美国妇女所仿效。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in Macao , pp. 163-164.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4月2日，英国人第一次正式在澳门黑沙环马场举办赛马会，赛马一共举办三天：4月2日、4月21日、5月14日。参赛人员主要是在华英商，参赛马匹则主要是英商私人马匹。比赛项目很多，分别设立赌金，最低50元，最高150元，赛马结束时, 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部楼顿先生承诺，以后每年举办一次马会。4月21日，香山县丞也观看了这次赛马。The Canton Register, Vol.2, May 12th, 1829, No.9, Vol.2, May 18th 1829, No.10. 澳门英人的赛马活动应始于乾隆年间，这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游澳门的叶廷勋和叶廷枢的诗中得以保留记载：“关闸平明骏骑夸，诸夷逐队走平沙。肩舆尽属红毛派，倭帽斜簪四季花。”“关栅难关关路长，行人来往马蹄忙。回头左右天连天，孤鹜飞霞带夕阳。”可知当时英国人（红毛）已在关闸附近马场进行赛马。见叶廷勋《梅花书屋诗钞》卷4《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叶廷枢《芙蓉书屋诗钞》卷4《澳门杂咏》。The Canton Register, Vol.1, April 12th, 1828, No.14亦载“澳门的赛马不久将可以重开”。The Canton Register, Vol.2, May 2th, 1829, No.9称：“我们为（赛马）这项男性娱乐活动回归而欢呼，这已经被忽略了一段时间。”可证，道光八年之前赛马活动确实在澳门举行过，只是中间隔断了一段时间，至1829年又重新开始。参见汤开建：《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载《世界汉学》第3期，2005年。

巍峨瑰丽，雄冠远东教区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毁后，耶稣会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实再无人代谋矣。留下断垣残瓦，沦作废墟。遂由议事公局于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办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将其辟作坟场，盖其坭墙甚厚，可以挖空内壁，埋棺墙中，一如古代罗马之宗教葬礼。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议事公局再将之交与仁慈堂管理。令凡来葬者，均须纳费以充善款，并指定以五千元另辟贫者墓地。此种办法虽已获得仁慈堂同意，但当时之亚马勒兵头(Ferreira do Amaral)，竟于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颁一谕令，着该坟场应按照教会规律，交回教会管理，定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将各危墙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寻得一记载，兹录述如下： “大三巴遗址利用作坟场办法，将各危墙改矮至一半，各废柱平衡排置，另用砖砌成一小道于其上，直贯全场。教士古墓则开穴墙中，各普通坟则平葬道旁，入路两傍之拱窿则放置骨石。于教堂旧址另筑一小祭坛，以为葬礼前之祭祀处。场内遍植柏树。凡来葬者均须缴税，拨充仁慈堂善款。场外邻近，预留将来扩充余地。石门牌坊则保存无损，俾资后人瞻仰。此种任务，从一八三七年起，交由圣约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负责。”云云。自圣保禄教堂和修院遭焚后，当局迺将其残址改作坟场。原来教堂背后之钟楼上，本有大钟两面，迺澳门旧日出名之波加劳造炮厂(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铸者，亦被迁移安置于牌坊之第二层左右两窗框内，作为葬礼鸣报丧钟之用。嗣是该坟场一向被沿用，作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鸦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来任澳门兵头时，迺下令将前时所葬下各墓，一律迁葬于西洋坟(St. Miguel)内。所有断壁危墙，悉数夷为平地。至是两个古钟，亦失其所在。所遗之教堂残碣及墓碑，或移作邻近房屋建筑墙脚，或用船载往吕宋之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边。后来更将牌坊背后之废地，辟成花圃草坪，门口加建铁闸，用以点缀和保护此名胜古迹。迨至近年各处旅客来游日众，澳门工务局遂将该牌坊右侧修院废址(此地曾为贫民巢窟，尝遭火灾多次，后来当局迺将贫民移居台山，尚遗留破屋多间)之破屋拆去，新辟一斜坡马路，以利汽车来往，从此游客称便矣。大三巴牌坊，即为澳门名胜古迹之一，亦为澳门唯一之突出标志。历尽数百烽火风暴，犹安然独存。曾经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几许中西游客，为之兴怀，为之歌咏。在中国诗词方面，前章已略举例。至于西文诗歌，最能哙炙人口者，当推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包令约翰 (Sir John Bowring)所写之“荣哉宝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谱又为英国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称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词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残阙，已荒废久矣。岂料当二十世纪初期，还有人想设法重建之者，盖在一九○二年时，澳门公教会中，有一位长老名约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类荒，自愿竭力护法，迺不辞劳苦，百方筹募，终捐得白银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门工资物价皆极低廉。募得此项巨款，实较重建预算所差无几。于是着手策划，绘备图则，务求尽可能依据原日之圣保禄教堂模样，照样筑回一所。讵知其年高任重，积劳成疾，以致宿愿未偿，身已先死，自后继志乏人。且闻捐得之款，曾由其经手存于银行，现在没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圣保禄教堂之议，终成泡影也。至于圣保禄教堂之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应如何照样重建？此迺必须解决之问题。据闻当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国著名画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门，后来其遗作多珍藏于英伦及罗马等博物院，或对教堂所绘，有足资参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还有一荷兰雕刻，曾显示该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楼高二层，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对现实，举头可见牌坊，堂皇宏伟，留心细看雕刻，精致玲珑，其建筑之壮丽，其艺术之奇巧，在在令人称羡，处处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门面所见，分为“艺术建筑之构成”，与“宗教雕刻之表现”。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5月14日，葡萄牙王室颁布第51号训令，废除1838年7月16日的法令，并宣布1837年12月7日的法令重新生效，即澳门地区大法官兼任海关关长。10月12日，第51号训令传至澳门，澳门地区大法宫罗德里格斯·巴士度斯（José Maria Rodrigues Bastos）再次兼任澳门海关关长，国王并命令议事会将前一段停发的海关关长及海关其他官员的薪金补还给海关，并将该项薪金列入财政计划中。阿马罗：《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5月14日，广东政府对入口贸易的外国船只加强管理，颁布了新的外国航运规定。该规定由在澳门的香山县丞起草。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出示晓谕：“遵1840年5月13日两广总督谕，以后外国商船到达时，不管它从何国而来，务必按我们的命令在澳门停泊，向当地的香山县丞提交其入港许可和舱单，以便于他能将其交给我查验。俟查验完毕获得同意后，才可入港贸易。引水必须遵照总督阁下的指令行动，不得违反。特谕。”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1, p.54.

咸丰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5月14日，葡萄牙驻巴黎公使巴依瓦（Paiva）男爵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允准澳门总督吉马良士以葡萄牙代表身份参与列强同清政府的修约谈判。法国政府回复称，我们已经同英国政府商定，葡萄牙全权代表确实可与法、英、美、俄代表合作，争取同中国订立新的条约，澳门总督吉马良士已经被指定来完成这一使命。但英国政府迟迟不作书面答复，等到英国政府正式以书面形式同意葡萄牙政府的要求时，英、法、美、俄四国代表已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吉马良士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叹息，葡萄牙失去了这一次宝贵的机会。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十七档，澳门，1858年函盒。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5月14日，葡文报纸《人民回声报》报导，上年越南南方总督向越南皇帝进贡时，他们乘5艘帆船出发，途中遭遇10艘装备精良的中国海盗船劫持，海盗们不仅抢掠了他们进贡的财物，还将这批越南人当作战俘卖给澳门各招工馆，因为语言不通，澳门方面亦无人知晓这批人的来历。后来越南教友用眼泪和哀求打动了招工馆馆主，馆主就将这位教友交给澳门圣若瑟修院内刚刚恢复的耶稣会。消息传到了香港耶稣会，耶稣会又报告港督麦当奴。港督立即照会澳督苏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要求澳门政府找到这批越南人并遣释回国。香港各社会团体还为这批越南“猪仔”募捐，并购买了一艘船，将他们遣送回国。后来澳门政府亦抓获这一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并将他们关进了澳门监狱。《人民回声报》1867年5月14日，转引自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4页。

清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14日，澳门政府颁布《澳门港口章程续增条款》：1. 水师兵船及中国各弁管带之船，专设一地方停泊，该地方向北有界限，其界系以妈阁庙所立自东至西之限线为止。2. 缉私各船一入澳内，即要到兵船所泊之地方停泊。3. 所有夹板船到澳，俱要听候船政官定其处所停泊。华人各生意船艇，要在本澳附近河边停泊。4. 本澳港海面不得查私缉私。马骝洲海道前设有浮泡，两个相对，开弹一线，其线乃东便之界限，不得逾越查缉。5. 如有各厂之查私各船入澳门港口海面查私缉私，即将该船拿获，并将该管驾之人解华政衙门查办。6. 各厂委员所用之虾笱艇如有事，只可到呞咑码头暂泊上岸，但办事可完之时，即要开行，不得延留。此后，澳门政府遂派兵船载马骝洲以东水域巡查游弋。《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葡国驻澳大臣罗为呈送港口章程并请通饬各兵船遵照事覆两广总督刘坤一照会》，第93—94页。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5月12日，根据新定娼妓章程，每礼拜验娼妓身一次。澳门医局出示通知，定于每礼拜六日上午10时在白马行民人医院内验娼妓身。后因有人误传新设之娼寮章程有令各娼妓等多纳规费并多行事宜。14日，澳门华政衙门又出示称：所有各娼寮独系常接华人者，该妓不必验身。但该寮之鸨婆必须到政务厅报明该寮妓妇若干名，以便挂号。《镜海丛报》载：澳中娼楼妓馆首曰福隆新街，次曰新围，曰万丰当后街，曰泰来东栈横街，曰马巷，此皆薄有姿色之妓居之，余则郐下，无讥太乙不临之地。而下环街一带所谓阴巷者，寥寥数家，群张艳帜，并是自高身价。《澳门政府宪报》1887年5月12日第19号。《澳门政府宪报》1887年5月19日第20号。《镜海丛报》1895年8月14日《瑞散香飘》。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5月14日，茹里恩·路恩（Jullien Ruen）就处理向非洲比属刚果马它得（Matade）地区输出华工事向米利什（C.Milish）作出授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9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5月14日，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号外》（Jornal Único）发行，现该报已十分罕见。并且，为此还发行了纪念邮票（400年庆典信资印花）。《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3月26日第13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95页。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5月14日，经议事公局禀请澳门督宪批准，将议事亭前地、板樟堂前街、米糙街、大街、营地二围、营地街、营地五围、营地二巷各街屋宇，用官价购买，改建街市，以期清洁而利公用。《澳门政府宪报》1901年5月18日第20号。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5月14日，葡国公使符礼德再次拜会外交总长孙宝琦，询问有关澳门界务谈判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已经筹备妥当。葡方表示此事当从速了结，双方谈判也无须根据旧籍，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征求广东当局的意见，只要总长本人及公使会商妥当便可。为此，在葡国公使连连催促下，外交部开始着手谈判事宜，并于24日致电驻葡代办郭家骥，询问葡萄牙外交部对于澳门界务问题的意见，并得到与符礼德立场一致的回答。《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符使问答》，第75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5月14日，澳门政府宣布准备接待来自上海的葡萄牙难民，收容所设在原娱乐戏院之旧址。至1950年，共收容葡籍男难民20人、女难民约100人，其费用全部由澳门政府支付。娱乐戏院位于鑪些喇提督马路，主要放映中国电影，黄豫樵曾担任司理。 (参见《1933年商业名录》之《各行商业店名录》。)《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52页。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四日，澳门新闻界参观镜湖医院，柯麟院长向传媒朋友介绍医院情况，手持纸笔者为经济局宣传科主任白乐迪。

1973年5月14日，澳门立法会和咨询会举行联合开幕仪式。

1974年4月28日，葡萄牙救国委员会决定维持嘉乐庇将军的总督职位，并“赋予他广泛权力，继续其管治工作”。5月14日，总督嘉乐庇发言，声称葡新政治秩序对澳门前途没有任何影响。

1993年5月14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及外交部驻澳门签证办事处门前国徽及铜牌遭人恶意泼污。

医汇医疗中心医生卓观达表示，流感病毒每年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2009年全球的流感疫情属于变种的甲型H1N1病毒引致，由猪流感与人流感的基因突变，产生了新的流感病毒，因此大多数人也没有抵抗力，社会大众很容易感染，不过大部份年份只是小变异，不会做成大流行，但也要每年接种流感预防针。卓观达指，流感的症状与普通伤风感冒的症状不同，普通的伤风感冒会有鼻水、咽喉痛、咳嗽等症状，较少会有发高烧，而流感会有高烧、肌肉痛等，症状会更重，对小孩与长者，或慢性病患者，感染流感出现重症或死亡的风险会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