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14日，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即位， 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 張廷玉：《明史》卷17《世宗紀》。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1月16日─1543年2月3日)5月14日，法里亞•索薩船隊離開雙嶼，前往卡倫普盧伊島。 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71章，第205頁。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5月3日，由於駐泊雙嶼港的華人海盜許二(許棟)、李光頭與葡萄牙人及倭寇勾結，勢力越來越大，以致無法無天，“大為福興諸府沿海患”。並對沿海居民殺掠搶劫，惡行不斷，受害者呼聲強烈。地方奏報頻傳中央，明廷降旨，命朱紈在福建組織一支強大艦隊，把海盜(包括葡人、華人、倭人)從寧波沿海驅逐出去。並張貼告示：有獲許二、許四一名者，賞銀一千兩，舉官萬戶侯。許二、許四逃去西洋。朱紈遂於本日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總俞亨率福建兵船開始對雙嶼港進行圍剿。9日，獲大賊船一艘，攻殺番賊，落水不計其數，生擒倭酋稽天、新四郎二名及海盜林爛四等53名。5月12日，把總指揮潘鼎、張維四又擒獲雙嶼港海盜頭目李光頭及徐錦、徐鵬等。5月14日，雙嶼港內各國海盜船突圍出港，朱紈遂命指揮張漢等兵船追敵，又督委定海衛千戶王守元等帶兵入港清剿餘匪，將港內10餘間天妃宮(教堂)、20餘間寮屋及大小船隻27艘全部焚毀。明追兵至海閘門糊泥頭外洋及橫大洋二處，齊放銃炮，擊沉海盜船2艘，落水溺死盜賊無數。又與盜賊草撇船、叭喇唬船戰，斬賊首姚大總，獲黑番3人，其他賊首10餘人。費爾南•平托稱，這次雙嶼之戰“基督徒死亡人數達12000人，其中800名葡萄牙人。這些人分別在35艘大船和42艘中國帆船上被活活燒死。據說僅白銀、胡椒、檀香、豆蔻花、核桃及其他貨物就損失了150萬金”。費爾南•平托記載這次海戰的資料明顯誇大，基督徒死亡者絕達不到12000人，葡人死亡數也沒有800人。其實大部分葡人均逃出了雙嶼港，一部分在走馬溪之役被俘，一部分逃回廣東海面。胡宗憲：《籌海圖編》卷4《福建倭變記》。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流逋》。叭喇唬船，簡稱唬船，即Prahu，一種爪哇人製造的多櫓船，船體輕巧靈便，船速輕疾，明代沿海水寨中多用叭喇唬船充當哨船。“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櫓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支或八支，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王鳴鶴：《登壇必究》卷25《水戰》。)朱紈：《甓餘雜集》卷2《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221章，第700頁。湯開建：《平托Liampo紀事考實》，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50—51頁。據鄭舜功的《日本一鑒》卷6《流逋》稱還有一部分“番人(葡人)”與賊首朱獠複回浙海。

天啟元年（1621年1月22日─1622年2月9日）5月13日，去年脫難的“聖巴爾托羅梅烏”號帆船的船員們履行諾言，向澳門奧斯定會的龍嵩堂捐贈了一些錢，由他們代建和管理隱修院。當時約定，若不建造，捐贈取消。捐贈者終生為隱修院的管理人。l4日，澳門主教平托•比埃達德（D. João Pinto da Piedade）批准起造隱修院。由於捐贈錢數不夠，奧斯定會又斥資300帕塔卡用於建設。1622年4月29日正式建成啟用，定名為“法國之岩聖母（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ca）教堂”。法國之岩聖母信仰在1587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征北時傳入葡萄牙，16世紀末，里斯本市內東部即出現了“法國之岩聖母堂”。至此，法國之岩聖母信仰亦傳入澳門，由於奧斯定會從教宗處獲得“法國之岩聖母”信仰的壟斷權，故所建堂交澳門奧斯定會管理。該堂建於西望洋山山頂，初冠名為“卑拿教堂（Penha Church）”。“卑拿”葡文意為“山岩高崗”。“卑拿教堂”後經修葺，並在大堂屋頂處豎有大理石雕刻的聖母像，故澳人又稱其為“西望洋聖母堂。”這是當時澳門唯一的一座不是由天主教區或天主教教會教士所主持興建的教堂。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9, p.271;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89; 金國平、吳志良：《西望洋外文名稱的由來》，載《東西望洋》，第287—288頁；金豐居士：《西望洋聖母堂，位處天璇麗珠永不衰》，載《新報》2009年5月14日。

天啟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5月14日，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下令，澳門與馬尼拉航線的所有貿易收入全部歸於王室金庫。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手抄古籍CXVI/2—5，第44頁。該館藏有澳門第一任總督馬士加路也時期的文件。

崇禎十七年（1644年2月8日─1644年6月4日）5月14日，澳門議事會會議決定用外來船隻的收入支付乘南季風來澳門的船隊所需要的開支，並告訴該船隊，鹿兒島和上川島附近海域有海盜武裝船隊正等待著襲擊他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1頁。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5月14日，澳門城內張貼了一份廣東政府的佈告，下令城中所有中國居民務必在三日內離開澳門。華人遷出後，澳門城內僅存200～300名葡萄牙人及其他男性天主教徒，和幾乎數目相同的已婚女性天主教徒，以及約2000名依靠教會施捨為生的孤兒寡婦。澳門城內的所有工匠、船工及從事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小商販全部被遷出澳門。關閘緊閉，澳門無糧食生產，而僅存的儲備食物在幾天內將消耗殆盡。葡文資料稱：中國皇帝作出一個極其殘酷、舉世罕見的暴虐決定：將五省沿海城鎮鄉村一律內遷4里格。此五省中任何一個都較葡萄牙為大。遷海令喪生者無計其數，非言語所能形容。皇帝因此蒙受的損失巨大，僅在距澳門不遠的韓江(Rio do Sal)每年損失的收入高達1800萬兩，每兩為1/3澳門元強。此禁海令於1622年傳達至澳門。皇帝詔令，舉國上下片板不許入海，禁絕對外貿易，違者格殺勿論。本澳居民一無恆產，二無立錐之地，禁止貿易無異絕其命脈。頭幾年，仍可以往年積蓄暫渡難關，冀望皇帝開禁。但此暴君惟恐失去其江山，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禁令。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87－88. 《葡萄牙國王遣中華及韃靼皇帝特使瑪納撒爾達聶使京廷簡記(1667－1670)》，載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68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2月，葡印總督努內斯•庫尼亞收到澳門的信後，經過磋商，遂於3月14日決定派遣使節出使清廷，同時派遣100名葡兵和100名印度兵（但後來實際只派了50名印度兵），並運來糧食、軍火等補給品，但沒有給使團準備任何禮品和經費，而是請求暹羅國王給澳門繼續提供援助。使節以葡萄牙國王阿豐索六世名義被派遣。使團大使為瑪納•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使團成員共為62人，其中有隨團司鐸西蒙•格拉薩（Simão da Graça）及秘書白壘拉（Bento Pereira da Faria）。使團於5月14日從果阿啟程。 詳細研究見：Anabela Nunes Monteiro, Macau no Tempo de Bento Pereira de Faria, tese de mestrado da Uinivesidade de Macau,1998.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102—103.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5月14日，鄭瑪諾、菲利浦•菲埃斯基、齊又思、基塞佩•坎多內、曼努埃爾•費雷拉（Manuel Ferreira）、范方濟和馬依寧（Jean de Maynin）等7位耶穌會神父乘坐“西望洋聖母（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號船離開果阿，於8月19日抵達澳門。 文德泉：《第一個中國耶穌會神父》，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14日，澳門議事會開會討論“聖安娜”號船上貨物投資是否失利的問題。該船違背印度總督的命令，航行馬尼拉，在海上遭到海盜亨利．布洛的洗劫，船隻獲釋，但貨物被扣留在馬尼拉。討論的問題是：貨主是否應該花費7萬澳門幣贖回這些貨物？船上的貨物有曼努埃爾．法蘭西斯科的，價值7000兩；阿戈斯蒂紐．貢薩爾維斯（Agostinho Gonçalves）2000兩；及教會向古爾露所借的1000兩。“聖安娜”號再次前往馬尼拉，並於1714年11月9日前返回。議事會向此船徵收3.5％的銀稅，將1.5％給了貨主。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41.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5月14日，兩江總督鄂容安等奏報將被抓捕的由澳門到汀蘇等地傳教的西洋人張若瑟（José de Araujo）等押解回澳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江總督鄂容安等奏報孥獲由澳門到江蘇等地傳教之張若瑟等質審緣由折》，第284—285頁。

清嘉慶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5月14日，據引水陳廣達稟稱，1艘英國船來至雞頸洋面灣泊。據該船主乜見聲稱：系在本國捷駛前來送信與該國大班，船上並無貨物。《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關委員李培濤為查禁澳蕃不得與灣泊雞頸洋面之英國乜見船往來滋事事下理事官諭》，第768頁。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醫沙維爾•巴爾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攜帶26名墨西哥兒童抵達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廣牛痘法。當時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馬尼拉貿易。他於5月14日返回澳門前，讓他所有的船員都接種了牛痘，當時馬尼拉至澳門的航程一般為8—10天，即當“希望（Esperanza）”號商船抵達澳門時，船員所接種的牛痘正好是成熟採苗的好時機。牛痘就這樣被成功地傳入澳門。啤道路•滑將牛痘帶到澳門後，引起澳門政府的重視，澳門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會審理法官眉額帶曆於5月發佈一項命令：“天花接種的方法已被帶進澳門，本董事會決定在仁慈堂醫院（即貧民醫院）辟出一間屋子以供接種之用。每天從早晨 開始，由議事會醫生向自願前來接種者施種。”仁慈堂即撥出20—25兩銀子，在醫院開闢一間種痘房間，每天接種4人，以保持痘苗不斷，擔任接種者為議事會醫生多明戈斯•戈麥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國商館醫生皮爾遜（Pearson）從馬尼拉開往澳門的葡萄牙船“希望”號得 到牛痘疫苗，對牛痘進行了詳細介紹，並由托瑪斯•司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譯成中文，翻譯是與一個學習醫務的中國人合作的，他當時在澳門，他答應幫助翻譯並以他的行號出名。此即鄭崇謙譯《種痘奇書》。Tom Colvin, The Balmis Expeditim: In Quest of the Antidote to Smallpox,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il-Hispano National Day Conference, in Malolos, Bulacan, June 30th, 200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o Assistência, pp. 9394, 轉自董少新《牛痘入華：一項由多國多人共同完成的技術交流》，載《文化雜誌》第65期，2007年。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頁；道光《南海縣誌》卷44《雜錄》。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5月1日，澳門第一號額船開往哥斯達貿易，途遇風浪換船，於14日返澳。澳關不憐其貧乏窘厄，迫勒船鈔。《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飭查一號船出口遭風回澳事下理事官諭》，第200頁。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伊莉莎白．菲瑞恩（Elizabeth Fearon）在伶仃島去世。她於1818年5月14日嫁給克瑞斯托菲．菲瑞恩（Christopher Augustus Fearon）（該家族從事遠東貿易已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據說，他們夫婦居住澳門時，曾住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辦公用房一段時間，即該公司的墓地隔壁，現為賈梅士博物館（Camoens Museum）所在地。據聞，錢納利是伊莉莎白．菲瑞恩小兒子的教父，與菲瑞恩一家子同住數年，震驚於伊莉莎白的美貌，1830畫過數幅畫。她聲望卓著，並不僅僅因為美貌，還有高尚的精神。1830年4月，她和另外兩名英國婦女藐視中國禁止外國婦女居留廣州的規定，在廣州一家英國小教堂工作，此舉幾乎使中英貿易懸擱。她們的這一舉動後被哈瑞特．洛（Harriet Low）和另外三名美國婦女所仿效。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in Macao , pp. 163-164.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4月2日，英國人第一次正式在澳門黑沙環馬場舉辦賽馬會，賽馬一共舉辦三天：4月2日、4月21日、5月14日。參賽人員主要是在華英商，參賽馬匹則主要是英商私人馬匹。比賽項目很多，分別設立賭金，最低50元，最高150元，賽馬結束時, 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主席部樓頓先生承諾，以後每年舉辦一次馬會。4月21日，香山縣丞也觀看了這次賽馬。The Canton Register, Vol.2, May 12th, 1829, No.9, Vol.2, May 18th 1829, No.10. 澳門英人的賽馬活動應始於乾隆年間，這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游澳門的葉廷勳和葉廷樞的詩中得以保留記載：“關閘平明駿騎誇，諸夷逐隊走平沙。肩輿盡屬紅毛派，倭帽斜簪四季花。”“關柵難關關路長，行人來往馬蹄忙。回頭左右天連天，孤鶩飛霞帶夕陽。”可知當時英國人（紅毛）已在關閘附近馬場進行賽馬。見葉廷勳《梅花書屋詩鈔》卷4《於役澳門紀事十五首》；葉廷樞《芙蓉書屋詩鈔》卷4《澳門雜詠》。The Canton Register, Vol.1, April 12th, 1828, No.14亦載“澳門的賽馬不久將可以重開”。The Canton Register, Vol.2, May 2th, 1829, No.9稱：“我們為（賽馬）這項男性娛樂活動回歸而歡呼，這已經被忽略了一段時間。”可證，道光八年之前賽馬活動確實在澳門舉行過，只是中間隔斷了一段時間，至1829年又重新開始。參見湯開建：《明清時期西洋體育在澳門的傳播》，載《世界漢學》第3期，2005年。

巍峨瑰麗，雄冠遠東教區之聖保祿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燬後，耶穌會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實再無人代謀矣。留下斷垣殘瓦，淪作廢墟。遂由議事公局於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辦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將其闢作墳場，蓋其坭墻甚厚，可以挖空內壁，埋棺墻中，一如古代羅馬之宗教葬禮。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議事公局再將之交與仁慈堂管理。令凡來葬者，均須納費以充善款，並指定以五千元另闢貧者墓地。此種辦法雖已獲得仁慈堂同意，但當時之亞馬勒兵頭(Ferreira do Amaral)，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頒一諭令，着該墳場應按照教會規律，交回教會管理，定於六月一日開始執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將各危墻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尋得一記載，茲錄述如下： “大三巴遺址利用作墳場辦法，將各危墻改矮至一半，各廢柱平衡排置，另用磚砌成一小道於其上，直貫全場。教士古墓則開穴墻中，各普通墳則平葬道旁，入路兩傍之拱窿則放置骨石。於教堂舊址另築一小祭壇，以為葬禮前之祭祀處。場內遍植柏樹。凡來葬者均須繳稅，撥充仁慈堂善款。場外鄰近，預留將來擴充餘地。石門牌坊則保存無損，俾資後人瞻仰。此種任務，從一八三七年起，交由聖約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負責。”云云。自聖保祿教堂和修院遭焚後，當局迺將其殘址改作墳場。原來教堂背後之鐘樓上，本有大鐘兩面，迺澳門舊日出名之波加勞造炮廠(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鑄者，亦被遷移安置於牌坊之第二層左右兩窗框內，作為葬禮鳴報喪鐘之用。嗣是該墳場一向被沿用，作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鴉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來任澳門兵頭時，迺下令將前時所葬下各墓，一律遷葬於西洋墳(St. Miguel)內。所有斷壁危墻，悉數夷為平地。至是兩個古鐘，亦失其所在。所遺之教堂殘碣及墓碑，或移作鄰近房屋建築墻腳，或用船載往呂宋之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邊。後來更將牌坊背後之廢地，闢成花圃草坪，門口加建鐵閘，用以點綴和保護此名勝古蹟。迨至近年各處旅客來遊日衆，澳門工務局遂將該牌坊右側修院廢址(此地曾為貧民巢窟，嘗遭火災多次，後來當局迺將貧民移居台山，尚遺留破屋多間)之破屋拆去，新闢一斜坡馬路，以利汽車來往，從此遊客稱便矣。大三巴牌坊，即為澳門名勝古蹟之一，亦為澳門唯一之突出標誌。歷盡數百烽火風暴，猶安然獨存。曾經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幾許中西遊客，為之興懷，為之歌詠。在中國詩詞方面，前章已略舉例。至於西文詩歌，最能噲炙人口者，當推一八五五年香港總督包令約翰 (Sir John Bowring)所寫之“榮哉寶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譜又為英國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稱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詞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殘闕，已荒廢久矣。豈料當二十世紀初期，還有人想設法重建之者，蓋在一九○二年時，澳門公教會中，有一位長老名約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類荒，自願竭力護法，迺不辭勞苦，百方籌募，終捐得白銀一萬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門工資物價皆極低廉。募得此項巨款，實較重建預算所差無幾。於是著手策劃，繪備圖則，務求盡可能依據原日之聖保祿教堂模樣，照樣築回一所。詎知其年高任重，積勞成疾，以致宿願未償，身已先死，自後繼志乏人。且聞捐得之款，曾由其經手存於銀行，現在沒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聖保祿教堂之議，終成泡影也。至於聖保祿教堂之本來面目究竟如何？應如何照樣重建？此迺必須解決之問題。據聞當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國著名畫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門，後來其遺作多珍藏於英倫及羅馬等博物院，或對教堂所繪，有足資參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還有一荷蘭雕刻，曾顯示該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樓高二層，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對現實，舉頭可見牌坊，堂皇宏偉，留心細看雕刻，精緻玲瓏，其建築之壯麗，其藝術之奇巧，在在令人稱羡，處處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門面所見，分為“藝術建築之構成”，與“宗教雕刻之表現”。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5月14日，葡萄牙王室頒布第51號訓令，廢除1838年7月16日的法令，並宣布1837年12月7日的法令重新生效，即澳門地區大法官兼任海關關長。10月12日，第51號訓令傳至澳門，澳門地區大法宮羅德里格斯·巴士度斯（José Maria Rodrigues Bastos）再次兼任澳門海關關長，國王並命令議事會將前一段停發的海關關長及海關其他官員的薪金補還給海關，並將該項薪金列入財政計劃中。阿馬羅：《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5月14日，廣東政府對入口貿易的外國船隻加強管理，頒布了新的外國航運規定。該規定由在澳門的香山縣丞起草。澳門海防同知蔣立昂出示曉諭：“遵1840年5月13日兩廣總督諭，以後外國商船到達時，不管它從何國而來，務必按我們的命令在澳門停泊，向當地的香山縣丞提交其入港許可和艙單，以便於他能將其交給我查驗。俟查驗完畢獲得同意後，才可入港貿易。引水必須遵照總督閣下的指令行動，不得違反。特諭。”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1, p.54.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5月14日，葡萄牙駐巴黎公使巴依瓦（Paiva）男爵照會法國外交部，請求允准澳門總督吉馬良士以葡萄牙代表身份參與列強同清政府的修約談判。法國政府回覆稱，我們已經同英國政府商定，葡萄牙全權代表確實可與法、英、美、俄代表合作，爭取同中國訂立新的條約，澳門總督吉馬良士已經被指定來完成這一使命。但英國政府遲遲不作書面答覆，等到英國政府正式以書面形式同意葡萄牙政府的要求時，英、法、美、俄四國代表已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吉馬良士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歎息，葡萄牙失去了這一次寶貴的機會。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十七檔，澳門，1858年函盒。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5月14日，葡文報紙《人民回聲報》報導，上年越南南方總督向越南皇帝進貢時，他們乘5艘帆船出發，途中遭遇10艘裝備精良的中國海盜船劫持，海盜們不僅搶掠了他們進貢的財物，還將這批越南人當作戰俘賣給澳門各招工館，因為語言不通，澳門方面亦無人知曉這批人的來歷。後來越南教友用眼淚和哀求打動了招工館館主，館主就將這位教友交給澳門聖若瑟修院內剛剛恢復的耶穌會。消息傳到了香港耶穌會，耶穌會又報告港督麥當奴。港督立即照會澳督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要求澳門政府找到這批越南人並遣釋回國。香港各社會團體還為這批越南“豬仔”募捐，並購買了一艘船，將他們遣送回國。後來澳門政府亦抓獲這一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並將他們關進了澳門監獄。《人民回聲報》1867年5月14日，轉引自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54頁。

清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14日，澳門政府頒佈《澳門港口章程續增條款》：1. 水師兵船及中國各弁管帶之船，專設一地方停泊，該地方向北有界限，其界係以媽閣廟所立自東至西之限線為止。2. 緝私各船一入澳內，即要到兵船所泊之地方停泊。3. 所有夾板船到澳，俱要聽候船政官定其處所停泊。華人各生意船艇，要在本澳附近河邊停泊。4. 本澳港海面不得查私緝私。馬騮洲海道前設有浮泡，兩個相對，開彈一線，其線乃東便之界限，不得逾越查緝。5. 如有各廠之查私各船入澳門港口海面查私緝私，即將該船拿獲，並將該管駕之人解華政衙門查辦。6. 各廠委員所用之蝦笱艇如有事，只可到呞咑碼頭暫泊上岸，但辦事可完之時，即要開行，不得延留。此後，澳門政府遂派兵船載馬騮洲以東水域巡查遊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3冊《葡國駐澳大臣羅為呈送港口章程並請通飭各兵船遵照事覆兩廣總督劉坤一照會》，第93—94頁。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5月12日，根據新定娼妓章程，每禮拜驗娼妓身一次。澳門醫局出示通知，定於每禮拜六日上午10時在白馬行民人醫院內驗娼妓身。後因有人誤傳新設之娼寮章程有令各娼妓等多納規費並多行事宜。14日，澳門華政衙門又出示稱：所有各娼寮獨系常接華人者，該妓不必驗身。但該寮之鴇婆必須到政務廳報明該寮妓婦若干名，以便掛號。《鏡海叢報》載：澳中娼樓妓館首曰福隆新街，次曰新圍，曰萬豐當後街，曰泰來東棧橫街，曰馬巷，此皆薄有姿色之妓居之，餘則鄶下，無譏太乙不臨之地。而下環街一帶所謂陰巷者，寥寥數家，群張豔幟，並是自高身價。《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5月12日第19號。《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5月19日第20號。《鏡海叢報》1895年8月14日《瑞散香飄》。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5月14日，茹里恩·路恩（Jullien Ruen）就處理向非洲比屬剛果馬它得（Matade）地區輸出華工事向米利什（C.Milish）作出授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9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5月14日，一份圖文並茂的報紙《號外》（Jornal Único）發行，現該報已十分罕見。並且，為此還發行了紀念郵票（400年慶典信資印花）。《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3月26日第13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95頁。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5月14日，經議事公局稟請澳門督憲批准，將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街、米糙街、大街、營地二圍、營地街、營地五圍、營地二巷各街屋宇，用官價購買，改建街市，以期清潔而利公用。《澳門政府憲報》1901年5月18日第20號。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5月14日，葡國公使符禮德再次拜會外交總長孫寶琦，詢問有關澳門界務談判問題，以及中國政府是否已經籌備妥當。葡方表示此事當從速了結，雙方談判也無須根據舊籍，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徵求廣東當局的意見，只要總長本人及公使會商妥當便可。為此，在葡國公使連連催促下，外交部開始著手談判事宜，並於24日致電駐葡代辦郭家驥，詢問葡萄牙外交部對於澳門界務問題的意見，並得到與符禮德立場一致的回答。《澳門專檔》第4冊《外交總長孫寶琦會晤葡符使問答》，第75頁。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5月14日，澳門政府宣佈準備接待來自上海的葡萄牙難民，收容所設在原娛樂戲院之舊址。至1950年，共收容葡籍男難民20人、女難民約100人，其費用全部由澳門政府支付。娛樂戲院位於鑪些喇提督馬路，主要放映中國電影，黃豫樵曾擔任司理。 (參見《1933年商業名錄》之《各行商業店名錄》。)《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52頁。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四日，澳門新聞界參觀鏡湖醫院，柯麟院長向傳媒朋友介紹醫院情況，手持紙筆者為經濟局宣傳科主任白樂迪。

1973年5月14日，澳門立法會和諮詢會舉行聯合開幕儀式。

1974年4月28日，葡萄牙救國委員會決定維持嘉樂庇將軍的總督職位，並“賦予他廣泛權力，繼續其管治工作”。5月14日，總督嘉樂庇發言，聲稱葡新政治秩序對澳門前途沒有任何影響。

1993年5月14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及外交部駐澳門簽證辦事處門前國徽及銅牌遭人惡意潑污。

醫滙醫療中心醫生卓觀達表示，流感病毒每年也會有不同程度的變異，2009年全球的流感疫情屬於變種的甲型H1N1病毒引致，由豬流感與人流感的基因突變，產生了新的流感病毒，因此大多數人也沒有抵抗力，社會大眾很容易感染，不過大部份年份只是小變異，不會做成大流行，但也要每年接種流感預防針。卓觀達指，流感的症狀與普通傷風感冒的症狀不同，普通的傷風感冒會有鼻水、咽喉痛、咳嗽等症狀，較少會有發高燒，而流感會有高燒、肌肉痛等，症狀會更重，對小孩與長者，或慢性病患者，感染流感出現重症或死亡的風險會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