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清廷在珠三角一帶的權威與實力都受到大大的削弱，英國勢力開始由澳門周邊遷移到他們新佔的香港之際，澳門南面一個小島——氹仔，卻迎來一個發展的重要階段。由澳門半島的西灣岸邊到氹仔小潭島北岸，距離最窄處不過2.4公里。1844年的北帝廟與1845年的三婆廟建於氹仔南端的龍頭灣村，1847年居於澳門的葡人開始於小潭島西岸的內十字門建氹仔炮台（今氹仔童軍總會），華人社群和葡人似乎都意圖趁機填補鴉片戰爭結束後的空白。在缺乏單一官方管治權威與健全防衛體系下，以華人漁商為主的聚落呈現自發治理、防務自治的「群龍無首」狀態。雖然能夠從各種史料中大概推測到氹仔在十九世紀中葉有較大的發展，當中尤其以龍頭灣村為最顯著，但龍頭灣村在這段時間的變化，需要更客觀、精確的資料、數據去論述。

第一次相對科學地統計氹仔的水陸人口，是在1878年，由澳葡政府所進行。參考十九世紀西方各國對殖民地人口的調查統計，當中不少都不甚精準，究其原因有很多，例如：社群對調查單位的信任程度、執行者對社群文化的熟悉程度等等。以1878年對氹仔的人口普查為一個標竿，尋找其他資料為佐證，嘗試更準確地重繪龍頭灣村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代，1842年至1879年，由鴉片戰爭結束到葡人完全控制氹仔。

參考1859年的《重修三婆廟碑記》（永安堂眾商漁船值事等），記錄三婆廟於建廟後14年進行的重修，其上能夠辨識的人名，就有426個。^【1】由於其他相關商船、商店捐獻的石碑並不完整，因此這是個保守的數字，實際上應該有更多人參與三婆廟重修。這四百餘人，相信都是氹仔的本地漁民或漁船主，當中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名字，他們極有可能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代表一個家庭作捐獻。加上存在比較貧困或其他原因而沒有參與捐獻的人，以此推測，龍頭灣村當時的水陸人口就不少於2,500人。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字是1874年9月22日發生澳門有紀錄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甲戌風災，當中氹仔的死亡人數為1,369人，因船難而死的1,050人、蜑家人的船屋或棚戶238人、陸上店舖81人。^【2】

根據1878年12月的澳門人口普查^【3】，氹仔全島人口約四千餘人，陸上人口3,230人，男2,226人，女1,004人；水域人口方面，相關調查只列出氹仔、路環水域的總和，按氹仔佔路氹人口比例52.8%計，氹仔水域人口約1,060人，按比例推算，男性641人、女性419人。風災造成千餘人身亡後，人口在短短四年間迅速回升至四千餘人，反映災後龍頭灣村作為避風良港與漁商集鎮，具有強大的經濟吸引力，帶動周邊地區人口與勞動力快速遷入補充。

無論陸上或水上人口，由於龍頭灣村作為氹仔唯一有恆常商業活動的集鎮，同時也是唯一的漁港，當時氹仔陸上人口八成以上都集中在龍頭灣村。而正常情況下，居民男女比例不應如此懸殊，估計男性居民當中，有相當比例是到氹仔打工的單身男子，或已婚但沒有將家眷帶到氹仔。

若進一步區分群體，水上蜑家居民多隨船全家勞作生活，性別比例相對自然；在陸上居民方面，若按照女性留守家庭的傳統社會觀念，以男女比例1:1去推算，當時氹仔水陸共有約1,400名女性，其家庭成員按比例就應有1,400名男性，而這2,800人就是將家庭安置在氹仔的居民。換句話說，多出來的約1,400名男性，就極可能是來到龍頭灣村工作的單身客籍工人與商販，從中可以知道當時龍頭灣村是相當繁榮、就業吸納力強的小鎮。

這一點也可以用另一個數據去引證：1878年氹仔全島有882名陸上居民識字，當中全數是男性^【4】，佔氹仔陸上居民27%，可以估計當時在龍頭灣村從事貿易、批發與店號營運的工作崗位，是有相當數量需要識字讀寫的，而水上居民的識字率則只有5%。

1882年，北帝廟在建廟38年之後重修，《重修上帝祖廟捐簽碑誌》上共有約567個可識別的氹仔本島居民名字，當中絕大多數可以推測為男性，而可識別的本地店名有236間。^【5】與上文提及的1859年《重修三婆廟碑記》（永安堂眾商漁船值事等）中可識別的村民名字數量沒有差太多，而兩組碑的狀態都不完整，所以數字只能作參考。而值得注意的是，兩組碑所載的捐獻者名字，都以姓郭的村民最多，分別是73位（北帝廟）和60位（三婆廟），都佔一成以上，但也不是一個決定性的比例，由此可知龍頭灣村並不是由一個主要姓氏居民組成的血緣聚落，而是由多元姓氏建構的地緣商貿社群。

1887年，程佐衡在《勘地十說》指出，龍頭灣村為「鋪戶約二百餘家，農民數十家，灣內停泊拖魚船，大小數百隻，店鋪營生，均靠此也」。^【6】對照北帝廟碑記的數字，程佐衡所記可謂相當準確。

龍頭灣村朝西向著龍頭灣，東南背靠龍頭灣山，此山實際上是一個只有30米高左右的小丘，不過已經足夠屏障自珠江口吹來的東南風，使龍頭灣成為一個避風港，也是龍頭灣村發展的基礎。龍頭灣村背向山崗而面朝海灣，地理環境與氹仔的卓家村、林家村（現稱三家村）有很大的分別，龍頭灣村幾乎沒有天然的平地以作耕種，龍頭灣村是一個靠漁業和貿易來運作的漁港、集鎮。

十九世紀中葉的地圖能較清晰描繪出龍頭灣村輪廓的，就是1865年的中國澳門海岸及周邊島嶼地圖（*China, Costa de Leste. Macau com as ilhas e costas adjacentes*，見圖4）。按上述地圖上的描繪，對照2024年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地圖，兩相對比之下，可以大概推估出十九世紀中葉龍頭灣村的聚落空間，估計當時龍頭灣村只有22,000平方米左右；北至現時的氹仔飛能便度街與奧林匹克大馬路交界；南至巴波沙總督街與橋樑前地交界。

龍頭灣村是一條沿著海岸線展開的聚落，由北向南呈長條形，去到聚落的南端，北帝廟至天后宮一帶的範圍，龍頭灣村才出現多條街巷平行發展的佈局。連理街、木鐸街、買賣街、客商街、中街組成龍頭灣村的核心街道，亦是整個氹仔的商業中心。按照現存的街道肌理和建築尺度為基礎去分析，龍頭灣村房屋大多數臨街面都是3-4米寬，這與中國傳統民房「一間」的距離相近。以上述假設為基礎及現存的街道肌理推算，1865年的龍頭灣村範圍大約可以建250間房屋，與前述文獻提及的舖房數字接近。

按1878年人口普查資料，氹仔島上有3,230名陸上居民，減去小部分居於卓家村、林家村、西沙、上沙等附近村落的居民共586人，龍頭灣村常住人口共有2,644人^【7】（3,230－586＝2,644）。若對照250間左右的房屋數字，龍頭灣村的居住環境就過於擠迫。

1878年的統計資料中，龍頭灣村有535個建築物，當中住屋有443間、非住屋92間。^【8】兩組數字有二百多間的落差。當時龍頭灣村房屋建設的實際情況，可能比地圖資料記載的數量要更多、更複雜：地圖記載的房屋，多數屬街道兩旁的永久性建築，而棚屋、木屋、船屋等臨時性的建築，往往都不會在地圖上作明確標示。1874年9月22日，甲戌風災造成龍頭灣村85家店舖受損、81家倒塌；^【9】1877年2月18日，龍頭灣村發生大火，61間不同類型的房屋被焚毀。^【10】若在上述此三年之間，龍頭灣村的核心部分的二百多間房屋受到如此破壞，1878年就很難在沒有大批外圍臨時建築的情況下容納2,600多名陸上居民。

從建築技術上分析，當時華南地區的城鎮民居，普遍採用磚木結構的硬山式建築，今日氹仔舊城區（即龍頭灣村）內尚存的傳統建築仍有保持此形式。硬山式建築的特點，是以兩側磚牆作為垂直支撐，因此兩側的硬山牆既是牆又是柱，兩牆之間再插入木樑，兩面硬山牆與木樑所跨越的距離，是為「一間」，建築第二層樓板或屋頂則鋪設於木樑之上。由於硬山式建築四面都會砌磚，阻燃效果良好，結構亦比較堅固。因此，前文提及的連理街、木鐸街、買賣街、客商街、中街組成龍頭灣村的核心街區，在上述的災難中的影響可能相對較少，但周邊的臨時建築則損失慘重。換言之，程佐衡所記是指永久性建築，而人口普查記錄則包括臨時性建築，因此數字上有落差。

十九世紀龍頭灣村的臨時建築，相信較為集中於聚落的北部。在1865年地圖的北部海灣沿線，已標記有散落的木構船舍（Habitações de Juncos），在地圖上可見臨時聚落肌理的痕跡。當時龍頭灣村北部有兩座主要廟宇，一為水上武裝特性的社群所建的三婆廟；另一則為造船工人社群所建的北城侯廟，也就是魯班廟，當地人也叫作東莞師父廟。^【11】北城侯廟現已不存，也未見有文獻証明其興建年份，但在程佐衡1887年所寫的《勘地十說》中已有提及，可知北城侯廟建於1887年之前。同時也再一次証明龍頭灣村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是一個吸引周邊居民就業的繁榮小商埠。相對於位處龍頭灣村南部的商業核心區域，北部角色更接近後勤區、工業區。漁民、工人居住、工作的木屋、棚屋、造船相關的廠棚等等，自然就比較簡陋，因此在多次風災、火災當中成為重災區。

除了天后宮、北帝廟、北城侯廟、三婆廟於十九世紀中後期已經建於龍頭灣村，村內尚存有六個形制較為傳統的社稷壇，社稷壇的名稱分別是：祿秀社、西庚社、永秀社、保安社、鍾秀社、東乙社。六個社稷壇，除了東乙社位於三婆廟南側，其他五個都位於龍頭灣村南部的核心區域內，可見穩定的陸上居民社群，大多集中於核心區域。

由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始，到1879年澳葡政府的離島行政機構進入龍頭灣村辦公，中間經歷了接近四十年的時間，才實現澳葡對整個氹仔的逐步佔領。過程中澳葡更多是採用懷柔的方式進行，包括抗擊海盜、為貧困戶提供救濟、在火災及颱風等極端情況下進行救災、提供路燈等等。

事實上，澳葡政府當時並沒有足夠的力量以武力強佔整個氹仔，即使到1880年在龍頭灣村周邊，能派出的保安力量也只有16名士兵。^【12】正如1887年程佐衡在《游歷答問八則》中指出：「夷向因島民失火，往救見好，由此進步，遂藉點燈、修路爲名，索公鈔，漸加雜費……」^【13】；又於《勘地十說》中指出「西沙礮臺與天主堂及龍頭灣醫院三處，共計葡人不過五六十人而已」。^【14】可見十九世紀末，澳葡當局雖已進入日益繁榮的龍頭灣村，但其管治力量依然薄弱，龍頭灣村的治安很大程度上仰賴華人居民自行組成的警備力量。^【15】

1879年，除了行政機構進駐龍頭灣村，澳葡當局也在龍頭灣山及後背灣華人較少活動的地方大興土木，同年於龍頭灣山上建立氹仔兵營（今駐澳部隊基地一部分）、1882年氹仔小學完工開學、1884年開通郵政服務、1885年嘉模聖母教堂完工。隨著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署確立制度化管轄，由當初華人自發創建的漁村，摻雜著葡人的文化與政治影響力，龍頭灣村群龍無首的局面逐漸結束，在二十世紀成為澳葡政府在路氹兩島管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