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九年（1581年2月4日─1582年1月23日）12月25日，聖誕節，有5名在方濟各會修道院見習修士離開了修道院，理由是在聖誕這一天只給他們草吃。後來他們後悔，又回來了。當時在院的意大利方濟各會神父路卡雷利•巴沙路又收留了他們，作為悔過，他安排他們一起為澳門麻風病院的患者服務六個月。他們拒絕這樣的安排，又重新返回世俗世界。一年之後，他們都死了。Manuel Teixeira,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p. 108. 轉自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第2章，第47頁，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2月9日─1596年1月28日）12月25日，聖誕節時，澳門一基督徒富商病故，其人50餘歲，從未結過婚，極為富有。平日，他與聖保祿學院關係十分密切，臨死時，他又無法與其在葡萄牙的親人聯絡，遂將全部財產捐獻給聖保祿學院，作為慈善用途。《澳門學院重要慈善家名錄》稱澳門聖保祿學院建成後，還收到許多捐贈，其中“佩德羅•加依奧（Pedro Martins Gaio）是我們重要的慈善家，他向中國傳教捐了款。除此之外，作為通常和臨時性的捐獻，他大約給了學院2000帕爾道”。阿儒達宮圖書館1596年1月26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轉自李向玉的《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1頁。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494頁。

順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12月25日，東京國王下令逮捕羅歷山（Alexandre de Rhodes），第二年6月將其關進順化大牢，7月3日又將其判處死刑。後由於異教徒求情，進行第三次改判，將其驅逐出境，並於當年返回澳門。 梅迪納（Juan Ruiz-de-Medina）：《耶穌會士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12月25日，廣州洋行最著各行在神前宰鷄啜血共同盟誓，舉行隆重儀典，並規定公同遵守之公行行規十三條，此乃廣州公行成立之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84—87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12月25日，嘉樂使團一行抵達北京。在京期間，康熙帝接見嘉樂前後共13次，禮遇甚隆，但對於敬孔敬祖的問題，當面均不多言，也不許嘉樂奏請遵行教宗禁約。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52—154頁。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2月25日，黃安多（António José Henriques）修士進入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在院學習期間，其信仰之堅定及傳教信心均超過常人，奧斯定修道院院長米格爾．聖瑪麗亞（Miguel de S. Maria）每次見到他都十分感動，深信其後必成為大聖人。後他又到馬尼拉繼續完成其學業，在馬尼拉時，教習與校長皆器重他，以他為其他學生的楷模。1737年返回澳門。後派往江南傳教。1747年與談方濟神父同時在蘇州殉難。死訊傳至澳門，全市鳴鐘，唱謝恩歌。黃安多，葡萄牙人，1707年出生於里斯本，1726年他作為麥德樂使團成員來到澳門，後入中國。本年12月麥德樂使團返抵澳門後，他沒有隨特使返回葡萄牙，遂在澳門加入耶穌會，並進聖保祿學院學習。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731—740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04頁；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周年》，第59頁。

乾隆二年（1737年1月31日－1738年2月18日）7月，葡萄牙耶穌會士王安多尼（黃安多，António José Henriques）從馬尼拉抵達澳門，住在聖若瑟堂。11月，在澳門人談文多拉、南安府人謝伊納爵及五河縣人許伯多祿引領下，赴蘇州昭文縣傳教。先是，王安多尼隨葡萄牙使臣赴中國至北京，從京城回澳門後，加入耶穌會。1727年12月25日入澳門修院學習，後又赴馬尼拉完成學業，於本月返回澳門。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66《江蘇巡撫安寧詳報會審西洋人王安多尼等事》，第198—202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731頁，馮承鈞將王安多尼譯作“黃安多”。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6月13日，呂宋國商人西巴郎、郎若些等，從香山縣澳門載麥子、鐵釘等貨回國遭遇海難，人員獲救，由廣東布政司飭給口糧撫恤。12月25日，獲救呂宋難民，附搭澳夷“委星的•黎威魯（Vicente Relveiro）”號船返回。《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馬爾泰題報乾隆四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187-188頁。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12月25日，澳門“西登（Syden）”號船上的英國水手詹姆斯·約翰遜（James Johnson）被一群中國居民帶走，並進行毆打，約翰遜受到嚴重虐待，多處受傷。後被澳門葡兵從中國人手中救回。本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費力克什·科英布拉就此事向香山縣丞提出抗議。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4頁。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2月2日─1833年2月19日）12月25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白鴿巢住宅舉行晚宴，參加晚宴的有60人，除在澳門的歐洲人外，赴宴者還有華人。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40頁。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12月25日，澳門華政衙門頒佈了由管理華人事務官勞倫索．馬葵士於12月22日簽發的環境保護條例：禁止在市區內設立因產生臭氣而污染空氣的工廠。同時為防範火災和爆炸，禁止在市里生產煙花。條例是用葡文和中文發佈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34頁。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2月25日，廣東政府欲對氹仔及路環公局在路環徵收地租一事進行抗議，但澳門總督美珊枝答覆稱，他將繼續對路環行使管轄權、支出行政費用並徵收法定稅收。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439號卷宗，第S-T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72頁。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2月25日，香港淪陷。隨著廣州、香港的相繼淪陷，澳門成為抗戰時期的“孤島”，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澳門之所成為孤島，其原因在於日澳圍繞中葡間多年爭議不絕的島嶼，主要是對面山及大、小橫琴的歸屬交涉是日澳接觸的核心議題。葡方的利益是，借日軍佔領廣東之際，借勢一舉解決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日方出於對華戰爭的戰略需要，必須全面有效封鎖全部海岸線，以切斷外間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做好應付中國大反攻的準備。為此，“借日本佔領之際，葡萄牙事先與日本政府達成一項口頭秘密協議，葡萄牙可佔領上述島嶼而不會遭到世界的抗議，中國政府也無抗議的理由”，即借日本人的力量在戰亂中侵佔澳門附近島嶼，造成既成事實，逼迫中國予以承認，趁機解決1887年條約所遺留下來的“屬地”問題，擴展澳門的界址。葡萄牙當局被迫承認日本在廣州所設的政府，並許可其在澳門搜查住所。而此前的1942年2月，日本佔領葡屬帝汶。日本為何沒有佔領澳門學術界有多種說法：一是抗戰時期巴西住有數百萬日本僑民，而歷來葡國與巴西關係密切，在葡國運動之下，巴西照會日本政府，如日本軍隊侵佔澳門，則巴西將驅逐日本僑民回國，澳門因之而賴以保持中立；二是因為作為中立立場的葡萄牙和澳門分別擔當了英美方面、蔣介石國民政府方面的情報收集基地的角色，而日本軍事性佔領澳門的話，澳門就失去了其情報之機能，且很可能導致和葡國的國交斷絕，這樣一來更會失去里斯本這一情報收集基地。正如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稱，戰時的澳門“是日本的間諜中心，同時也成為中國反間諜中心”；同時日軍對澳門的經濟封鎖和事實上的佔領無異，沒有軍事佔領的必要；再者，考慮到和葡領帝汶的關係，澳門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和帝汶是不同的，帝汶在戰略上而言對於控制澳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陳錫豪先生則對上述兩種觀點均不認同，他認為，日本不佔領澳門，一是因為日本認為澳門並無軍事經濟價值，二是葡萄牙對日本表現一副誠懇合作的態度。1940年9月“日葡秘密協定”的簽訂，澳葡政府承諾斷絕重慶與英國的關係，舍掉一塊並無軍事經濟價值的彈丸之地而獲得一誠懇的合作者，這應是日本不佔領澳門的最重要原因。濠江客：《日軍為何不進駐澳門》，載《澳門日報》1992年8月24日；笙秀：《抗戰期間三個謎》，載《澳門日報》1994年6月5日。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 PA48, M175&M217，《日本駐里斯本使館關於日軍佔領對面山致葡外交部的照會》，轉引自金國平：《抗戰期間澳門的幾個史實探考》，載《澳門史新編》第1冊，第309-310頁；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第148頁；蕭偉華：《澳門憲法歷史研究資料 (1820-1974)》，第63頁；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澳日關係：關於日軍不佔領澳門的初步考察》，載《澳門研究》第5期，1997年；查‧愛‧諾埃爾：《葡萄牙史》第397頁亦稱，澳門二戰期間未被日本佔領，是因為日軍“顯然認為澳門這塊小地方無足輕重，沒有必要去侵佔它”；莫嘉度：《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第32頁。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41-44頁。

1891年，鏡湖醫院辦“惜字善社”，1892年又辦了5所蒙學書塾；1905年，合併為“鏡湖義學”，1911年又改名為“鏡湖小學”。1949年，鏡湖小學與平民小學合併為聯合小學。原著錄：《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新校落成紀念特刊》（1949年）1949年，鏡湖小學與平民小學合併為聯合小學。新校落成，出版特刊以茲紀念。特刊內記載了兩校合併前的發展歷史。

拍攝時間：1960年12月25日 左起：梁錫光、周蘭陔、姚景槐、梁秩智、梁心堯、郭信堅、澳督馬濟時、陳毅生、澳督隨員、韋頌、徐佩之。

特刊以英文寫成，其中收入了不少校園生活的照片。

原著錄：中德學報（1-10）（1962年-1966年）《中德學報》最早於1962年以手寫形式出版，由該校的學生一力承擔其編輯和出版工作，是公開的園地，頗受歡迎。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1966年12月25日下午在會址舉行“毛澤東思想學用會”，會上一致通過下列三點意見：堅決要澳葡當局實現：一、必須立即全部、徹底實現廣東省外事處的四項條件和澳門同胞的六項要求。二、必須立即肅淸蔣匪特務一切破壞活動，驅逐蔣匪特務，禁止懸掛蔣旗，蔣徽。三、必須立即査封“工團總會”，“難胞救濟總會”等與澳門同胞為敵的蔣幫機構。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1966年12月25日下午在會址舉行“毛澤東思想學用會”，會上一致通過下列三點意見：堅决要澳葡當局實現：一、必須立即全部、徹底實現廣東省外事處的四項條件和澳門同胞的六項要求。二、必須立即肅淸蔣匪特務一切破壞活動，驅逐蔣匪特務，禁止懸掛蔣旗，蔣徽。三、必須立即査封“工團總會”，“難胞救濟總會”等與澳門同胞為敵的蔣幫機構。會場高懸着“向英雄的紅衛兵學習”、“必須解散蔣匪機構！必須驅逐．蔣匪特務！”等標語。

澳門葡萄酒博物館位於新口岸高美士街431號旅遊活動中心地庫內，鄰近大賽車博物館，於1995年12月25日正式開幕，是澳門唯一一座以葡萄酒為主題的博物館。葡萄牙是傳統上的四大產酒國之一，與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齊名，而澳門則是中國最早進口葡國葡萄酒的地方之一。初時葡國葡萄酒只供應葡萄牙的管治者和上流人士品嚐，後來更一度成為軍需品，隨着時間的推移，葡萄酒逐漸流到民間為澳人所認識。由於葡萄牙生產的葡萄酒在澳門從不抽稅，故在市場上有着優勢的佔有率。現在館內主要展出來自葡萄牙及中國的葡萄酒，前者的葡萄酒展出品種多達1,115種，後者則有28種，而在1,115種葡國葡萄酒中約有756種為對外銷售的牌子。在澳門地區內現時還沒有一個博物館擁有如此多品種和牌子的葡國葡萄酒，這亦是葡萄牙博物館的一大參觀亮點。博物館除展現了葡萄種植與葡萄酒釀造的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外，同時亦向參觀者提供葡萄種植、葡萄酒釀造和儲存以及葡萄酒飲用等各個方面的文化常識。入口處設有專賣店及試酒部，有酒量的參觀者不妨先呷上美酒懷着醇香的酒氣來參觀，相信與一般的參觀會有所不同。通往展覽廳的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牆上是世界各地著名葡萄酒產區的資料和10多套葡萄牙及澳門葡萄酒學會的傳統禮服。在這裡我們可看出整個博物館清晰有序地分為3個大展區，包括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歷史區、葡萄酒陳列區以及酒窖收藏區。“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歷史區”是為了讓公眾瞭解公元前1萬年高加索時代到今天葡萄酒釀製的發展史沿革，特別是葡國葡萄酒釀製和葡萄種植的歷史。展區內現在展出了百餘件與葡萄種植和釀酒有關的工具器皿（如舊式榨葡萄機、運載酒桶的騾車、羊皮酒容器等）和一組18世紀的葡國彩繪瓷磚，其所繪內容均與葡萄酒和葡萄園有關。另外在“葡萄酒陳列區”內，約50種葡萄酒可供遊客品嚐，博物館的負責人每星期選取3種牌子的葡萄酒，由技術員講解其品質和鑑賞標準。觀眾可看到不少近代的葡國葡萄酒，同時亦能找到中國製葡萄酒的蹤影，而遠處的電視螢幕則講解各種葡萄酒的資料和葡萄酒釀製區域的情況。最後在“酒窖收藏區”內有一個很大的釀酒工廠模型，可讓遊客瞭解釀酒的各個工序，並提供了明晰的解說。此外這裡還有4個藏酒地窖，淡黃而昏暗的燈光和潮濕的空氣正代表着葡萄酒的貯藏地，其內共收藏了359種葡萄酒，最古老的一瓶是1815年的馬德拉酒。現在博物館每年都會舉行不少活動和推廣計劃，如2004年與新疆鄉都葡萄酒博物館正式簽訂備忘錄合作推廣葡萄酒文化等。當然在這些活動及計劃中最有名和惹人注意的仍是葡萄酒品嚐會——當大多數博物館已到休館時間，澳門葡萄酒博物館卻正在舉行酒會或品酒活動，讓來賓踏上奇妙的葡萄酒之旅。正如前葡萄酒博物館館長龔伯嘉指出：“葡萄酒博物館的獨特之處，是在於它能表達出澳門多元文化的特色。 ”

1996年12月25日，凱悦酒店賭場巨劫案六犯在珠海宣判，其中潘劍峰死刑，黃升死緩，餘犯判7～15年徒刑。

1998年12月25日，澳門青少年中華文化教育代表團150人訪問北京，獲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接見。

澳門回歸的時間是根據鄧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紀末我們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其中記得有一輪中葡談判，葡萄牙提出澳門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後再回歸，因為是跨入一個新的世紀，中方說不行，因為本世紀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後葡萄牙就提出了一個方案——我記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於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天，在12月31日舉行政權交接儀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時候就是新的世紀了，中國就可以宣傳是在本世紀末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葡方也可如願在新的世紀開始之後回去。後來中方談判說恐怕這也不是太合適，因為過新年了，大家都忙著，就沒有人注意到澳門回歸的事情了。他們提出將回歸日期定於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總之最後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長就建議在12月20號把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過聖誕節，因為聖誕節對外國人很重要，我們也可以在年底籌辦一些慶祝活動，最後雙方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結果，不是基於歷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為這是一個雙方協商的結果，同時這也正符合鄧小平先生說，本世紀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指示。

2001年12月25日，特首何厚鏵赴京述職。

作為人類進行群體性文明活動的組織形式，社團在澳門的歷史源遠流長，從神緣組織（廟宇）到世俗性慈善組織，再從職業性社團到知識性社團，澳門社團形成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軌跡。

19世紀前期，今天的康真君廟位置還是澳門內港北灣的灘塗地帶，鄰近的關前街、草堆街、營地大街等街區則是華人聚居點和市集區。由於區內舖戶林立，華人又擅自搭建篷寮，“叢蓋如寨，蜂屯蟻聚”。逼仄惡劣的居住環境，草木搭建的房屋棚寮，造成火災頻仍；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初二晚的大火，更造成幾十家商民舖戶燒毁，財產損失數以十萬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