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原本在澳門懸壺濟世,最後卻離澳赴穗,其原因便是眾所周知的“受葡醫排擠”說。此說在《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發表後,成了世人共識,包括葡籍學者都認同接受。然而,現時史料顯示,孫中山此說或許是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更不是導致他離澳赴穗的主因。
一、 澳門第二位華人西醫
孫中山是現時文獻所載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那麼,第二位華人西醫是誰呢?許多學者都已指出當時有另一位華人西醫在澳門開診,名叫劉香甫。
《鏡海叢報》1893年11月28日有《撤手西去》報導,新會盧某“在棧中小解,遽即昏然倒地,灌救逾時,始赴中西藥局延請劉香甫先生施治⋯⋯劉為堅地利西醫高足,審症極詳細,到澳數月,人皆稱之。”(圖1)
《鏡海叢報》1895年4月17日《臨別贈言》報導︰“西醫劉香甫往在澳之鏡湖醫院贈診病眾,⋯⋯富商延請,更不昂索醫金,自高聲價。澳之中西人士,猶多頌之。⋯⋯今年擬復來澳,並約其同學友王澤民到澳襄助。⋯⋯前禮拜忽為英人聘赴屬地吉冷埠,派駐國家醫院。……王籍東莞,夙在港之雅利氏醫院,並與劉醫經被英人考驗,授有醫照,醫術無庸贅焉。(圖2)

圖1 《撤手西去》載劉香甫在澳行醫

圖2 《臨別贈言》載劉香甫與王澤民來澳告別
這位劉香甫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劉四福,理據如下:
1. 劉香甫是“堅地利西醫高足”, 堅地利”即孫中山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1
2. 劉香甫與王澤民是同學,而王澤民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入學名字叫王世恩。2 王世恩與孫逸仙(孫中山)同為另一同學關景良婚禮見證人。3 現存一張《與總理同時學醫者》照片,係孫中山與另外8位同學合照,王澤民與劉四福均在其中(圖3)。4
圖3 劉四福(劉香甫)與王澤民(王世恩)均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
3. 1895 年 4 月 9《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報導稱:“劉四福先生和王世恩先生(Mr. Lau Sz Fuk and Mr. Wong Sai Yan)……已被任命為雪蘭莪(Selangor)政府旗下的優秀職位”。5此報導與上述4月17日《臨別贈言》說兩人“為英人聘赴屬地吉冷埠”完全吻合。吉冷(Klang)為今馬來西亞巴生市,當年係雪蘭莪首府。此兩項記載確證劉四福即劉香甫,6 王世恩即王澤民。
孫、劉、王三人同於1887年入學,但不是同時畢業,孫是1892年7月通過考試,劉及王要到1895年3月才通過考試拿到證書(即上述“被英人考驗,授有醫照”)。7
從上述兩則《鏡海叢報》可知,劉香甫1893年11月已“到澳門數月”,且在孫中山開設的中西藥局內駐診。孫中山是當年9月底離澳,劉似乎是來接替孫在藥局中的空缺,至11月正是“到澳門數月”。而且,劉也在鏡湖醫院贈診,故他是文獻所載澳門及鏡湖的第二個華人西醫。劉亦有在外執業,“富商延請,更不昂索醫金”。值得留意的是,從1893年11月至1895年4月,劉香甫在澳行醫最少有一年時間,“澳之中西人士,猶多頌之”。不僅如此,在1895年3月獲得“醫照”後,劉原是打算“約其同學友王澤民到澳襄助”的。
同為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生,劉香甫在澳門的醫業幾乎與孫中山同樣軌跡,既在鏡湖贈診,又自己在外執業,而且對前景有信心,否則不會打算把王澤民也拉來。劉氏離澳是因受聘於外地,不是因為沒有葡國醫學文憑而被禁執業,也沒有跡象顯示他受葡醫排擠。最重要的是,孫中山與劉香甫是同學,若澳門醫療環境對華人西醫不友善,孫沒理由不告訴劉;劉亦沒理由在孫被葡醫逼迫離澳(若真有其事)之後不久,就“自投羅網”來澳執業。
劉香甫的經歷,是筆者對孫中山離澳係因“受葡醫排擠”說產生懷疑的第一點。
二、孫中山再次在澳門行醫
孫中山於1893年9月26日在Echo Macaense刊登《聲明告白》,宣佈“晉省有事”, 此後行蹤未知。到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1893年12月25日),廣州冼基東西藥局在《中西日報》刊登《杏林雙幟》廣告(圖4),稱“本東西藥局自敦請孫醫生逸仙來省濟世以來,甚著成效”云云,8 說明當年12月孫中山已在廣州開東西藥局,且已有一段日子。光緒二十年正月廿二日(1894年2月27日)廣州《中西日報》再有冼基東西藥局廣告,名《春盎僊域》(圖5)︰“本局敦請大醫生孫君逸仙來省濟世,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謹擇月之初十日開辦”。9 此處“月之初十日”,是指刊登廣告同一月的正月初十日,而不是二月初十;在正月去預告二月的事情,便應寫“下月初十日”。這則廣告在正月初十日之前便見刊,之後內容沒變地一直刊登,這在當時很常見,《鏡海叢報》刊登的《中西聖藥》廣告便一直用“已於十七日開市”字句。不過現存的是正月廿二日這天版面而已。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為1894年2月6日,“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時間便應是1月底、2月初。

圖4 《杏林雙幟》載孫中山在廣州冼基東西藥局開診

圖5 《春盎僊域》載孫中山於當年春節前曾返澳
孫中山此次返澳,有葡文報章為證。1894年2月17日《獨立報》(O Independente)第3版刊出《某“醫生”的善舉》(Gentilezas d'um “Doctor.”,圖6)10 一文,提到孫中山請葡人律師代收醫藥費:
幾天前,已患病數周的陳樨平(Chan-sai-peng)11 妻子去世。
當其病危之際,延請一位名為孫醫生(dr. Su)者診治。該醫生診視後,於上午開了藥,病人當天下午便去世了。
數日後,孫醫生向死者家屬索取診金一百元,作為兩次出診及藥費之酬勞。家屬以其索價過高拒絕支付,並請其減收。
⋯⋯
⋯⋯死者家屬於某日上午接到安東尼·若阿金·巴斯托(Antonio Joaquim Basto)先生透過其僱員傳來之口信,聲稱若當日中午十二時前未將一百元付予孫醫生、另二十五元付予律師本人,將對家屬採取法律行動。12
文中提到的律師安東尼奧·若阿金·巴斯托於2月21日在Echo Macaense的“通信”(Communicados)欄內回應此事(圖7),謂事情已經解決,因有位吳節薇先生(Sr. Iong-Chut-mi)13 用英文給他寫了封信,還親自去找他,請其不要再追究,事情已經友好地解決了。巴斯托是在“本月初某天的下午”向朋友講述事情解決經過的。14 再次證明此前(2月初)孫中山在澳門,但在巴斯托講述此事時已離澳。然而,《獨立報》沒有罷休,在2月24日以《搖擺不定的巴斯托律師》(O SR ADVOGADO BASTO NO BALOIÇO)為題再次攻擊Echo Macaense和孫中山,批評“在臨近中國新年之際(nas proximidades do anno novo china,圖8),因兩次短短幾小時內的看診和提供的一小瓶藥水,孫‘醫生’(doctor Sun)就索要一百元”,形同剝削(exploração)。15

圖6 《某“醫生”的善舉》(Gentilezas d'um “Doctor.”)一文載孫中山替陳樨平妻子治病
圖7 代表孫中山的律師安東尼奧·若阿金·巴斯托在Echo Macaense的“通信”(Communicados)欄內回應收費風波

圖8 《獨立報》2月24日的文章說明孫中山在當年“臨近中國新年之際”(nas proximidades do anno novo china)曾在澳為人診症。
從上述三文可知,16孫中山於1894年“臨近中國新年之際”即1月底、2月初在澳門替人看病,與前述《春盎僊域》廣告互為印證。可能是為趕返翠亨村過年,17孫中山把陳家的醫藥費單留給巴斯托代為收取,沒想到竟引出一場收費風波,幸有吳節薇出面幫忙才解決。《春盎僊域》廣告說孫中山是“因事返澳度年”,此“事”應就是趁年關前返澳結束全部醫務。Echo Macaense上中西藥局的《中西聖藥》廣告最後一次刊出是1894年1月31日,可以證明。
在這次醫藥費風波中,《獨立報》的兩篇文章雖然對孫中山進行攻擊污衊,18但都沒有搬出法律規定的葡醫文憑去質疑孫中山的行醫資格,或直接指控孫中山非法行醫。孫中山返澳時替陳樨平妻子治病,不僅沒受到阻撓,甚至可動用葡人律師去幫忙收費,在在顯示沒有葡國醫學文憑,根本不影響孫中山在澳醫務。
此為筆者對孫中山離澳係“受葡醫排擠”說產生懷疑的第二點。
三、《倫敦蒙難記》不可盡信
“受葡醫排擠”說載於《倫敦蒙難記》(圖9),但此書內容是否可以作為信史採用,日漸受到學者質疑,尤其是孫中山研究者黃宇和教授認為此書係由康德黎執筆。19
第一個說此書不能盡信的,是孫中山本人。在1919年出版的《孫文學說・有志竟成》(圖10)中,孫中山直認《倫敦蒙難記》第一章“所述本甚簡略,⋯⋯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孫中山此處需要“修正”的內容,是“革命之原(源)起”,但在當時“事多忌諱”情況下,對受葡醫排擠一節,會否也另含隱情?

圖9 《倫敦蒙難記》載孫中山在澳門被禁止診治葡人
圖10 孫中山直認《倫敦蒙難記》第一章需修正
其實,《倫敦蒙難記》已經明確指出孫中山受葡醫打壓的是什麼:“他們起初禁止我為葡萄牙人看診或開處方;藥房的藥劑師也被禁止調配任何外籍醫生所開立的處方。”也就是說,孫中山只被禁止為葡人診治,沒被禁止向華人治病,更沒被勒令離境。
這裡要追問一件事:在孫中山之前,有沒有非葡籍西醫在澳門行醫呢?有。據學者研究,1820年著名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曾在澳門短暫開設診所,為貧困華人治病。從1827年起,另一位著名的英國醫生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院”,為澳門及周邊地區的華人免費治病,至1832年才結束,時間長達五年。“眼科醫院”除眼疾外,也治療其他病症。其後,由中華醫學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開辦的“澳門醫院”從1838年7月開始斷斷續續地辦到1843年。20
那麼,在孫中山之後,有沒有非葡籍西醫在澳門行醫呢?有,從本文提及的劉香甫以降,大量華人西醫在此地執業。
如果在孫中山之前的馬禮遜、郭雷樞等英美西醫,以及從劉香甫以降的無數華人西醫,這些全都沒有葡國醫學文憑的醫生可以在澳門行醫而不被排擠,為什麼孫中山會受葡醫排擠呢?
黃宇和教授認為孫中山受葡醫排擠,起因於他替葡人治病且生意興隆,損害葡醫利益所致。21筆者認為此論是目前較合理的推測。《鏡海叢報・鏡湖耀彩》載孫中山曾替西婦助產,又據說他曾替著名葡籍作家慕拉士(Venceslau de Morais)子女看病,22 如果屬實,很明顯是搶葡醫生意,招致他們排擠打壓就一點也不奇怪。然而,受葡醫排擠是一回事,這種排擠是否導致孫中山必得離澳又是另一回事。
此可疑點三。
四、“華洋分治”醫療政策
根據筆者研究,當年澳葡政府的醫療政策是“華洋分治”,即華人醫生只准為華人診治,不管中醫或西醫;洋人(來自葡國本土及土生葡人)必須由葡籍醫生來診治。23華人西醫,即使沒有葡國醫學學位,只要醫治的對象是華人,澳葡政府以尊重“土著”傳統文化為由,隻眼開隻眼閉,從未嚴格禁止。此項“華洋分治”醫療政策,不僅澳葡政府如此,連港英政府也是如此。24
筆者上面列舉三項孫中山離澳“受葡醫排擠”說的可疑之處,正是上述“華洋分治”醫療政策的體現與結果。
劉香甫在澳行醫至少一年,孫中山本人回澳時可以替陳樨平妻子治病且收取高昂診費,孫中山前後大量英美和華人西醫在澳門執業不受影響,這三個事例都說明:只要不觸碰澳葡“華洋分治”的醫療政策底線,不損害葡醫利益,沒有葡國醫學文憑的西醫可以在澳門執業。因此,即使受葡醫排擠確有其事,但絕不是孫中山離澳的主要原因。
孫中山真正的離澳原因是什麼?且待下文解說。
作者附記:本文改寫自筆者研究孫中山澳門史蹟的論文,為適應網上發表,刪去與主題無關的考證文字及非關鍵性註釋。
注釋:
1. 孫中山稱康德黎為“簡地利”,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頁註2。陳少白同樣稱“簡地利”,見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南京:建國月刊社,1935年,頁23。
2. 浩然:〈王牧師子侄多學西醫〉,《基督教週報》,第2162 期(2006 年 1 月 29 日)。https://www.christianweekly.net/2006/ta11939.html。王澤民(王世恩)詳細生平介紹見Faith C. S. Ho, Western medicine for Chinese : how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8-59. 馮自由《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記︰ “王澤民,東莞,醫生。雅麗士醫學院同硯,後赴南洋行醫,因與保皇黨人發生關係,故絕少往還”。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參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頁46。
3. Faith C. S. Ho, Western medicine for Chinese : how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p. 59.
4. 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廣東文物展覽會主編︰《廣東文物(中冊)》,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0年,頁431。此照片最早應該是刊於1935年出版的《陳少白先生哀思錄》,題為《香港學醫時同人撮影》,見http://www.xhgmw.com/m/view.php?aid=4753&pageno=2,進入日期︰2023年8月28日。
5. 同註3。
6. 劉香甫(劉四福)據報1904年已去世,生平詳見Faith C. S. Ho, Western medicine for Chinese : how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9-60. 另參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頁45。
7. 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頁45-48。Faith C. S. Ho, Western medicine for Chinese : how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p. 200.
8. 該廣告剪報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編:《廣東文物(上冊)》,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頁179。日期據〈杏林雙幟〉右邊廣告下款“光緒十九年十壹月拾八日”而定。參看潘榮華、楊芳:〈尹端模︰近代自辦醫報的開創者〉,武漢:《醫學與社會》,第4期(2011),頁20-22。
9. 馮自由:〈孫逸仙行醫廣告〉,上海:《逸經》,第3期(1936),頁37。鄧慕韓編:〈總理之醫學時代〉,廣州:《文明之路》,第26期(1936),頁12。
10. 《獨立報》的標題故意用英文Doctor來影射孫中山。
11. 《獨立報》3月3日再次以〈搖擺不定的巴斯托律師〉(O SR. ADVOGADO BASTO NO BALOIÇO)為題撰文,提到“巴斯托先生,曾在香港撰寫並印刷了一本匿名的小冊子,公然誹謗和侮辱Chan-hoi-peng先生與Chan-sai-peng先生的名譽,以及一家位於漢口的知名俄國商行”。O Independente, Vol. XV, N.º 31, 3 de Março de 1894, p. 2. 《澳門憲報》1893年1月14日載有一則華政衙門通告,謂 “⋯⋯傳該陳海平或其代理人,⋯⋯以便開辦陳德芬暨陳明瑞所控,以善昌擔保張瑞生在漢口俄羅斯阜昌洋行充當買辦所得之溢息銀二萬五千兩之六份二,彼時係該被告之弟,即股份人陳樨平管理該行事務之案。⋯⋯”。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208。據此可知葡文拼音Chan-hoi-peng與Chan-sai-peng即陳海平與陳樨平兄弟。
12. O Independente, Vol. XV, N.º 29, 17 de Fevereiro de 1894, p. 3.
13. 吳節薇為澳門紳商,1893年任鏡湖醫院值理。孫中山兩度向鏡湖醫院借錢,均由其做擔保人。吳節薇懂英文,曾在澳門培基、鏡湖小學義務擔任英語教師多年。參見黃天:〈考析現存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揭銀借據實為吳節薇之《備忘副本》︰兼與譚世寶教授商榷〉,澳門:《文化雜誌》,第96期(2015),頁96。
14. Echo Macaense, N.º 32, 21 de Fevereiro de 1894, p. 4. 文德泉《澳門醫學 第3卷》曾轉錄此文的部分內容。Padre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pp. 355-357.
15. O Independente, Vol. XV, N.º 30, 24 de Fevereiro de 1894, p. 2.
16. 霍啟昌在2017年的著作中也曾介紹此三篇文章,但只撮要簡述內容,且其理解有誤。霍啟昌:《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8-21。
17. 馮自由記,“癸巳年十二月,孫總理因廣州東西藥局營業失敗,遂回翠亨鄉與家人團聚十餘日”。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13。癸巳年十二月即1894年1月7日至2月5日,故知當年孫中山是回翠亨村度歲。“十餘日”也與孫中山於正月初十日前返抵廣州的日數相符。馮所謂“廣州東西藥局營業失敗”,可能是把澳門中西藥局結業誤作廣州東西藥局。
18. 《獨立報》作者認為《鏡海叢報》一篇報道陳樨平妻死亡的文章是誹謗,而此文幕後指使是孫中山,又稱孫為“紥辮子的‘醫生’”,且通篇以英文doctor(醫生)來影射其獲得的是香港醫學文憑。
19. 黃宇和:《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169-171。
20.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曁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029-1036;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34-42;關俊雄:〈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澳門研究》,第93期(2019),頁136-153。關俊雄:〈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澳門研究》,第97期(2020),頁97-114。
21.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482。
22. João Guedes, "150 anos de Sun Yat-Sen : os grandes amigos de Macau," Macau, no. 52 (2016), https://www.revistamacau.com.mo/2016/10/05/150-anos-de-sun-yat-sen-os-grandes-amigos-de-macau/
23. 黃文輝:《殖民管治時期澳門華人醫療事業研究(1849-1949)——以鏡湖醫院為中心》,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24年,頁99-106。
24. 港英政府在1884年頒佈《醫藥登記條例》,規定西醫必須進行登記,但其第三條指定中醫不受該條例限制,參看魯言:〈香港早期的中醫地位〉,《香港掌故 (第三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年,頁91-92。港英政府不承認中醫資格,但亦不干涉中醫治療,直至回歸前依然如此,參看李沛良:〈中醫藥傳統在香港的發展和應用〉,邢慕寰、金耀基主編:《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07-229;劉小斌、鄭洪、靳士英:《嶺南醫學史 (下)》,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0年,頁463;謝永光:〈香港中醫藥百年滄桑〉,《中華醫史雜誌》(北京),第3期(1997),頁129。
更新日期:2026/11/20










留言
留言( 0 人參與, 0 條留言):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共同填補歷史空白!(150字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