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3月27日，菲利浦三世再次致信葡印总督称：朕委托你任命澳门兵头兼王室大法官一事，不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是否在澳门都必须履行，也不隶属于他们任何人。而在航行贸易方面，你不要干预，由巡航首领自由进行。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3, p.336.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会长文度辣神父在澳门写信给在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称：“艾脑爵神父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圣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坚守贫困，坚持医疗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们一起参加救助工作；因为这里的医生医疗方法极不科学。”。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3月19日，格勒孟十一世以“自那一日（Ex Illa die）”圣谕再次发布命令，反对中国礼仪。但是若奥五世预先估计到要颁发该命令，于1715年3月27日致函北京主教伊大任，让他既不服从该新命令也不服从1704年11月20日和1710年9月25日的命令。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5, p.286.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3月27日，若奥五世颁发敕令禁止海外公务人员本人或经中间人从事商业活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3页。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3月27日，香山县丞令澳门理事官若阿金．维加立即驱逐因故障而停泊在澳门港湾里的一艘荷兰船。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1页。

清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3月27日，澳门理事官安东尼奥．佩雷拉呈文香山县衙投诉，华人木匠阿林（Alim）未经其本人许可，擅自在草堆街搭建棚屋一间，又填塞澳口，私建码头一座，请求香山官员拆除该棚屋和码头。4月2日，香山县丞葛景雄讯问阿林，阿林禀称：乾隆年间，其父即租得其地，建有瓦房，经营生意，年租25元。1823年时，澳门理事官德乌斯．卡斯特罗并确认了这一租约，其父租用其地已有80余年，付出租银有496两，从未欠租。故不存在私占他人之地之说。金国平、吴志良编：《粤澳公牍录存》第7卷，第229页及第233—234页。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3月27日，澳督亚马留发布命令，将华政衙门从议事公局手中转入里斯本政府秘书处的执掌下，也就是说，转由总督控制。这一措施立即获里斯本政府认可，最终使亚马留达到了他的目的：将议事公局成员排除在“华务”处理之外，禁止议事公局召开会议及“在华务问题上将议事公局的华政衙门置于政府秘书处之下。它仅在纯粹市政事务上对议事公局负责”。澳督亚马留1847年4月22日及1849年1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1847年8月22日敕令，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04页。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3月27日，澳门风顺堂区居民被一声巨响吵醒，好像是地震发生前的预兆。这是因为奥斯定教堂和军医院共用的一堵墙倒塌，巨大的横梁和石料断裂，从高处掉下来。这座古老的大楼表面没有表现出塌裂的迹象，而且根据判断，它至少还可以坚持好多年。但这一次的墙垣坍塌的破坏程度引起了人们的震惊。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 589.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3月27日，里斯本政府颁布命令，彻底取缔经澳门的苦力贩运。澳门总督欧美德预计会出现“危机”，但是，他相信“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动力来自道德，来自国际的需要和国家的尊严。如果说苦力贩运本身并非我们的过错，那么也不可否认，我们允许这项活动在自己的港口发展，而且批准在这里签订劳工合约，葡萄牙政府是有很大责任的”。若昂．格德斯（João Guedes）：《埃萨．科尔沃和澳门的苦力贩运》，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3月27日，澳督欧美德上年颁布的澳门取缔苦力贩运的法令正式生效。据《申报》报导，澳门限贩猪仔期满。按禁令规定，所有河道湾泊的贩猪仔船要一齐出口，向以贩人为业者，三个月后亦不准游手停逗澳门，以免肇事。兹限期已满，贩船9艘，2船贩人载去，余7船空无所有，驶往别埠，另图手揽载货物矣。据闻，该7船于期满日均皆挂旗于半高，兼又放丧炮多门，皆示怒于该处之执政者。然半高挂旗，尚不在例禁之中，而白昼鸣炮，固已在例禁之内。澳门政府传到各船主，严究示警，并令出银示罚。该船主等怒愤交集，莫可如何。澳门数十年间，贩人20余万的苦力贸易至此终结。澳门一时陷入困境。据澳督欧美德私人秘书透露：禁止苦力贸易后，澳门财政每年损失20万元，且有三四万人无以为生。科尔沃：《苦力移民》，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申报》1874年3月28日《澳门限贩猪仔期满》。《申报》1874年4月10日《澳门贩佣船被罚事》。P. G. Mesnier, “A Reply to’Macao and its Slave Trade’”, The China Review, Vol. 11, No. 2（1873）, p. 125.

光绪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3月27日，因粤澳冲突加剧，澳督发布告示，所有进口出口各军器，非先得特发凭单，不准擅行运进运出。违者，每兵器1枚罚银1元至10元。3月31日，澳督又接连发布第19号、21号省训令，命令在路环村为军队建一营房，并重建妈阁炮台。《申报》1876年3月27日《澳门新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4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27日，澳门华政衙门就娼寮妓女问题，按照新议章程内第88款第9条所载条款，颁行布告：1‧凡属寮内娼妇，无论老少及何等身役，如系有欲离去该寮者，准其自行退出，一概不须赔补与鸨母。倘或有立合同，订明应承为娼，该合同均作废纸。如凭此项合同揭借银两，亦不得追还。2‧该寮鸨母须要时常将本告示挂在当眼之处。如不见告示，一经查出，每次罚银50大元。3‧以上所列条款，如有娼妇愿离出寮，无庸到本官及别官处禀请准行，听其自行出去。如有人阻拦，巡捕差役定必保护，并将阻拦之人从重究办。《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4月1日第13号。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3月27日，颁布《澳门新设立查学章程》。规定澳门所有书馆，或系皇家设立，或公局设立，或民立，均须遵守澳门政府及督理学务公会、及查学会之监察。其中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款对民立书馆有所规范︰凡民立书馆所有教习先生，或管理人，或有校舍者，若未曾先报知学务公会之委员，及领取澳门政府人情者，不得开设。所有民立书馆教习先生或管理人员，必须将其馆于何时开馆，及教何学科、章程、用何书籍、用何法教授、教习姓名、学徒人数姓名报知公会委员。又必须于每年完馆日将全年学徒来学、退学之多少，造册送交公会委员。凡教神父书院，若不是单为教神父书，有兼教别项书者，均须遵守本章所定，与各民立书馆无异。《澳门政府宪报》1909年3月27日第13号，第159页。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3月27日，广东都督龙济光致电澳门政府，要求驱逐革命党人朱执信、邓铿、谢英伯及岑学路。当时的澳门是反袁世凯的国民革命中心，其中最活跃的革命者为朱执信。虽然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与澳督美珊枝关系良好，但由于澳门政府及袁世凯没有掌握澳门革命者的行踪，故朱执信在澳门仍然以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身份组织革命者三路进攻广州和夜劫澳门海域的“肇和”号兵舰。虽然这两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但反映澳门在“二次革命”中仍然担当着革命基地的重要角色。'Extradição Pedida pelo Governo de Cantão de Chu-Chap-Son, Tang Kin, Chea-Ying-Pak e Sham Hok Lu',1914/3/27─1914/3/30, AH/AC/P─4388, p. 2.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27日，澳门政府在大横琴岛瓦缸寨村设立一所汉语学校。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62号卷宗，第S-E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66页。

1928年（民国十七年）1月17日，有代表性的利为旅酒店开张。3月10日，澳门－石歧公路开通，全程约80公里。7月22日，“总统酒店”（2年后易名为“中央大酒店）开张。这是澳门第一座高层建筑。初为6层，后加高至11层。7月27日，澳门空中电话线改为地下电缆。澳门与离岛接通电话。8月8日，澳门供应饮用水公开招标。1932年6月4日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与市政厅签订专营合约。12月1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与葡萄牙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祺（João de Bianchi）签署《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及其6个附件。该条约从1929年3月27日起生效，但没有提出澳门主权问题。总统酒店中设置的两台电梯（每座可乘坐9人）、电影院及冷冻厂成为澳门一时新闻。

天主教鲍思高慈幼会在1906年创立澳门无原罪工艺学校。原著录：《母校铎声》（1931年始）民国时期澳门无原罪学校（慈幼中学）之校刊，初为季刊，后转为月刊。为该校之同学会会刊。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二十七日值理会第五十二次常会议案录，义擎天剧团及英明公司见义勇为联合为镜湖医院义演筹款，戏票收入西纸伍仟贰佰伍拾四元八毫，售花收入西纸壹仟壹佰柒拾贰元壹毫，大洋壹仟元、双毫五元贰毫，另捐款西纸壹佰伍拾元。

董事会一致同意敬聘柯麟医生为院长。但澳门当局以政治因素的理由不批准。经林炳炎主席、何贤副主席向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同意。慈善会于1946年3月27日正式举行盛大典礼欢迎柯麟医生荣任院长。柯麟医生答应担任院长，但婉谢受薪，义务服务镜湖。每天大部份时间都安排在镜湖医院及护士学校工作，只有少量时间在他的诊所应诊。（事实上，在柯麟院长服务镜湖长达五十五年的时间内，从未受薪。据时任护士长的梁秀珍女士回忆，有时手术后柯麟院长和医务人员在医院食堂吃夜宵，都是他自掏腰包。）时任镜湖慈善会副主席的何贤先生，对柯麟院长淡薄名利的为人非常敬佩。他曾对柯麟院长说：“有许多病人到你的诊所来，但总因找不到你，只好转去别的医疗所或去镜湖医院，你每天如在自己的诊所多看几十个病人，每月就可多收入几千元，你情愿放弃这些收入，为大众义务服务，这是为何？是出于慈悲为怀吧！”当时柯麟医生说：“人的生命有限，就算长命百岁，也不过百年，而国家民族生命无穷，我不信佛，也不信基督，我的信仰和抱负，是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造福人民和祖国的繁荣，这才不负吾人之一生。”，此后何、柯二人更为知心厚交，以致在镜湖发展中贡献更为巨大。有关柯麟院长薪酬，何贤主席于194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院长柯麟医师系义务性质，不受任何薪津。柯麟院长一心服务侨胞，任事热诚坦率，丝毫不苟。其所主诊之留医收入及特诊应诊收入，每月平均八九千元，占医院收入之三分一至二分一。慈善会同人屡拟酬报，辄遭拒绝。只有代表侨胞作深心之铭谢而已。”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3月27日，下午4时，“马交”号巨轮举行开幕礼，应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邀请，澳门代督萨目尔‧维耶拉，各军政机关首长、各国领事及中西名流纷纷到场观礼，并相继发表演说。该巨轮是为了沟通澳门与各地航运交通，运送米粮，特向英商购买，巨轮1700吨位，排水量20米。《世界日报》1947年3月28日《澳督昨代葡巨轮举行“马交号”揭幕礼》。

林介如，名秉帘[2]，字建文，号介如，香山县安堂乡（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人。岭南派画家。 介如自小酷爱画画，1920年考入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班读书。他是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得到岭南画派宗师高奇峰指导，他孜孜不倦，钻研画法，造诣甚深。 1923年，介如毕业后，转赴上海，从事艺术活动，很快成为当地艺术界的活跃分子，期间创办《白云画苑》。他和潘天寿、张振铎、何香凝、陈树人、胡藻斌、徐悲鸿、黄宾虹等来往密切，担任“孔教青年会”国画教师。[1]1932年春，介如在中山县石岐悦来路口一家店铺一二楼举办画展，开创中山举办个人画展的先河。[3] 1932年夏，介如赴上海，与潘天寿、张振铎成立“白社”——花鸟画研究会。 1936年秋，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介如与何香凝、陈树人、胡藻斌、徐悲鸿、黄宾虹等人成立中国书画团体——“力社”，举行画展及出版画册，轰动画坛。[2]他创作的《白鹭》引人注目，被公认为最好的作品。徐悲鸿赞不绝口，将他介绍给英、法、美、苏等国美术家；他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广州举办个人画展，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抗战期间，介如携眷到香港避难，后回到中山定居，先后举办画展，组织“奔流画会”；担任中山市一中、龙山中学美术教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佛山支会理事，市政协委员。 1946年，介如在广州举办个人画展；1947年，在中山县石岐南门李家大祠（今石岐民生路140号迎阳小学内）与方日昕联合举办画展。[3] 抗战期间，介如与春睡同仁避乱于澳门。1948年，他在澳门濠江中学举办个人画展。同年，他执教于卓山书院（今卓山中学）任美术老师，并在卓山书院内举办个人画展，直至1966年退休。 1949年冬，介如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高剑父亲临展场。1949年，他与杨荫芳成立“奔流画会”，推行粉彩画。1986年，他在中山市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关山月为画展题字，黄骂维、陈金章主持开幕式。1987年，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2] 介如在青少年时期，在当时尚碑风气的影响下，临摹很多不同风格的汉碑，如《封龙山颂》、《乙瑛》、《礼器》碑等。此外，他对帖学非常用心，上至魏晋、中至唐宋、下至明清，期间许多名帖名迹，他都涉猎过。 介如30岁前，几乎每天抄书临池，狠攻行草书法。行书中，下功夫最多的是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之后偏爱二王的书法，精研这二家的笔法、笔意体势。同时，他关注赵子昂、倪云林及明清人的书意。 30岁后，他的行草书基本形成自己的格局，笔意非常凝练典雅。对于书法理论，他最赞赏《艺双舟辑》，包世臣深入浅出地阐述合于内家拳的书法理论，特别讲究内美——一种无形之巨力、难见之真美，非具灵性不能悟，非具真力不能到，非具慧眼不能识，真是“道前人所不言”，深深地触动了介如的心灵。在介如的眼里，历代书迹与这一理论最相应、最令人激赏的是两汉的隶书名碑。 介如50岁时，好友刘伟山送介如一本《封龙山颂》字帖，让他爱不释手，出门随身带上；并沉醉临摹多年。后来每遇类似隶书字帖，他手摹心追，不计时日。他在两汉隶书中领悟“圣人法天”、“道然自然”的返还原理、通天法则，“心得有说不出之妙在心领神会中”，发出“贯通古今”的艺术理念。 介如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是万物之本、艺术之源，他深信“今古不磨之理论，无非合乎自然美而已”、“法从理中来，理从造化变化中来”、“非探原理无由入门”。[4] 介如甘于清贫和寂寞，把自己的才华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培养卢乔根、林作梅、杨社溢、林再圆等驰誉艺坛的杰出书画家。他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毫无怨言，相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他品格高尚，团结同事，关爱学生，对人谦和。 介如一直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像庄子化蝶之说那样“栩栩然之蝶，蝶之为蚁，继而化蛹，终而成蛾飞去。”绝不要似烟火凡夫一般老病而死，就此了事，所以他的艺术道路异于寻常，格外艰深。晚年时期，他的书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与天工比美。介如的艺术作品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崇高人格魅力和艺术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1986年，中山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联合举办“林介如画展”。 1988年3月27日，介如在家乡去世，终年83岁。 2008年，“‘百年中山’中山市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林介如的《松岭白头》作为特邀作品入选。林介如出自岭南画派大师高氏兄弟门下，再度获得美术界的高度关注。 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林介如为世人留下了百余件作品。大部分作品流散于民间，特别是他早期、中期的作品几乎散失于国外。[5] [1]滕小松、卢德铭：《林介如：笔墨难写是精神》，载“中山网＂，2009年1月30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4/20/558458.shtml。 [2]《林秉帘简介》，载“大书画＂网，2013年4月1日，http://www.dashuhua.com/linbinglian/jianjie/。 [3]《身边的艺术——观本土画家作品散记》，载《中山商报》，第1175期，第A16版，2008年11月10日。 [4]《巨笔纵横贯通古今》，载“中山艺术网＂，第6期，2007年4月30日。 [5]《独上高楼——记岭南画派著名画家林介如》，载“中山艺术网＂，第27期，2010年7月15日。

1995年3月27日，中国交通部长黄镇东抵澳访问五天。

1999年3月27日，澳门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成立，成员88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