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3月17日，倫敦讀者翻開報刊時看到的兩幅描繪遙遠東方劇院插圖（圖一），當中那座以竹木搭建、茅草覆頂的奇特建築，與倫敦富麗堂皇的劇院形成鮮明對照；那些攀附在竹架上看戲的觀眾，更是前所未見的異國風情。這篇題為〈澳門劇院的外觀與內部〉（Exterior and interior of the theatre at Macao）的圖文報導，為他們打開了一扇窺探中國戲曲文化的窗口，也為後世留下了一份記錄19世紀西方人視角下看澳門華人娛樂生活的珍貴史料。

1842年5月14日，《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發行創刊號，宣稱讀者首次得以不僅閱讀新聞，更能親眼目睹新聞。透過快速大規模的圖像生產，《倫敦新聞畫報》促成了大眾圖像的誕生，然而，與現代報刊讀者的預期相反，該刊圖片並非攝影作品，而是高精度的木刻版畫。由於新聞文字與圖像的結合模式迅速大獲成功，《倫敦新聞畫報》的發行量短短數年間突破數十萬份，引來歐美各地的出版商迅速效法這種模式。^【1】這份刊物以插畫的形式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讀者提供了視覺化的新聞報導，涵蓋政治事件、社會新聞、戰爭場面、皇室活動，以至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對於當時的英國人而言，《倫敦新聞畫報》既是新聞來源，也是認識世界的媒介，其中，1866年3月17日那一版《倫敦新聞畫報》，被澳門博物館^【2】、香港藝術館^【3】等文博機構收藏，因為該版以圖文方式記錄了19世紀澳門華人戲院的建築形態與觀演場景。

這期《倫敦新聞畫報》上澳門劇院插畫的作者，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風景畫家和旅行家希爾德布蘭特（Eduard Hildebrandt，1818–1868）（圖二），他曾在柏林師從著名海景畫家威廉·克勞斯（Wilhelm Krause，1803–1864），後來又受巴黎畫派的影響，^【4】希爾德布蘭特在環遊世界期間，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精湛的技藝記錄下各地的風光與人文景觀，這些作品後來部分也透過報刊出版，將東方形象傳播到歐洲各地。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風景畫家，希爾德布蘭特對建築結構、光影效果和人物動態的掌握相當精準，這也使得他的作品不僅具有美學價值，更具有相當的歷史文獻意義。

這兩幅劇院的圖像，是根據希爾德布蘭特在澳門親身觀察所繪製的，其中，〈澳門劇院〉（圖三）呈現的是劇院的外觀，畫面前景是密密麻麻停泊在水面上的舢舨和漁船，中景則是搭建在水邊的戲台建築——一座由竹木搭建、以茅草覆蓋的巨大棚架結構。劇院左側竪立的是媽閣廟前兩根高聳的旗杆（圖四），頂端飄揚著旗幟，劇院的屋頂呈現出中國傳統建築的坡面形態，但整體構造相當簡樸。畫面遠景可見岸上的建築，樹木蔥鬱，呈現出一幅港口城市的景象。

而另一幅畫呈現的則是劇院內部的景象（圖五）。畫面採用仰視角度，最引人注目的是戲台上方巨大的竹木棚架結構，這些縱橫交錯的竹竿構成了整個戲棚的骨架，顯得十分壯觀。纖細的竹竿支撐起整個龐大的空間，有的觀眾在竹架之上彷彿棲息在樹上的鳥兒，與下方密密麻麻的觀眾相映成趣，對於劇院的觀眾席，《倫敦新聞畫報》指出：

這種不分等級的觀演空間，與歐洲劇院嚴格的座位分級形成鮮明對比。在澳門劇院裏，觀眾可以自由走動，選擇自己喜歡的位置，想要居高臨下有更好的視野，就得靠自己的體力爬上竹架，這種具有靈活與彈性的多層次觀演空間利用方式，顯然會讓習慣了舒適的固定座椅的歐洲人大感驚訝。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舞台的照明方式，與西方劇場從舞台前方或側面打光不同，畫中主要光源來自頂部，陽光從棚頂灑落，形成自然的舞台照明效果，恰如《倫敦新聞畫報》的文字描述所言：

這種自然採光的方式既節省了照明成本，也創造了獨特的戲劇效果。在陽光從天而降的照射下，舞台顯得明亮突出，照亮演員的身段與表情，而觀眾席則處於棚頂遮蔽之下，相對昏暗。這種光影對比，既突出了舞台的焦點地位，也為觀眾營造了更舒適的觀演環境，畢竟在位處亞熱帶的澳門，避免陽光直射是相當實際的考慮。總而言之，希爾德布蘭特通過對劇院空間、觀眾形態的細膩捕捉，讓西方人感受到東方戲劇的獨特氛圍。

《倫敦新聞畫報》的文字報導開篇指出：「我們認為，中國戲劇娛樂被不甚恭敬地稱為『singsong』，其原因實在令人費解。」^【7】中國戲曲源遠流長，自宋元雜劇、戲文以降，歷經數百年發展，各地形成了風格各異的地方劇種，而這裏提到的便是粵劇（圖六）。

粵劇的歷史，有學者認為可以追溯到明萬曆時期，^【8】亦有觀點認為應始於清雍正年間，張五來粵組建本地班授藝算起，^【9】而從劇種獨立的意義來看，老倌李文茂於咸豐年間，率藝人響應太平天國起義，導致官府仇視而採取禁戲政策，使以唱戲為生的藝人不得不借衣乞食、搭班演戲，令廣東本地藝人與徽班、湘班等外江班結合，到了清同治年間，當解禁復班、成立八和會館以後，廣東本地班的戲曲初步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獨立表演形態。^【10】時至今日，粵劇不僅仍在粵港澳等地流行，更於2009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文化價值得到國際認可。

粵劇現代多譯作「Cantonese opera」，而《倫敦新聞畫報》所言「singsong」（圖八）的譯法^【11】則帶有貶義，暗示中國戲曲只是單調的「唱」，而非真正的戲劇藝術。雖然《倫敦新聞畫報》並不認同這種稱謂，然而，文章緊接試圖用法式輕喜劇（French vaudeville）來比擬中國戲曲時，卻又預設西方表演藝術的優越性：「台詞像法國輕喜劇或歌劇那樣，以吟誦或歌唱的方式呈現，但澳門的中國戲曲與巴黎輕喜劇那種雖然傳統，但高度精緻的優雅、歡快與俏皮，或女王陛下劇院、柯芬園（Covent Garden）更為精緻講究的音樂表演，毫無相似之處。」^【12】這種否定背後，反映了當時西方世界普遍未能理解中國戲曲的藝術形式既不同於以對話為主的歐洲戲劇，也不同於以音樂為主的歌劇，而是一種唱、念、做、打並重的綜合藝術。

對於粵劇，報導自嘲說「倘若我們親臨現場觀賞演出，恐怕也只會像我們的一位法國友人那樣，他雖以聽不懂半句英語為傲，卻仍堅持陪同我們去看《山姆兄弟》（Brother Sam），而他整晚神情憂鬱。」^【13】這段自嘲，其實深刻認識到跨文化理解的困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對異國藝術時，語言、音樂、表演形式的差異構成的障礙，往往讓人難以真正理解其精髓。儘管《倫敦新聞畫報》無法理解粵劇的藝術性，而且「關於表演或歌唱的品質，希爾德布蘭特先生並未對此提供任何見解」^【14】，但報導亦客觀承認了粵劇在澳門本土廣受歡迎：「表演或歌唱應該不會差；因為從外面的『人龍』和裏面的擁擠的觀眾來看，這確實相當賣座。」^【15】這種盛況恰恰說明，粵劇並非如西方觀察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粵劇作為一種植根於民間的文化形式，是能夠深深打動本地觀眾、承載著集體記憶與情感的藝術形式。

《倫敦新聞畫報》戲稱澳門這座劇院的業主兼經營者為「中國佬約翰公司」（Messrs. John Chinaman and Co.），「中國佬約翰」（John Chinaman）一詞在19世紀的英國刊物上並不罕見，例如，英國著名的《笨拙》（Punch）雜誌在1857年刊出一幅題為「給中國佬約翰一個教訓」（A Lesson to John Chinaman）的畫，圖中胸前掛著一塊寫著「婦女與兒童的毀滅者」牌子的中國佬約翰神情驚恐，被身著西服、禮帽的英國人抓住辮子，手裏高舉一根長杆呈現出要抽打對方的姿態（圖九）。^【16】1858年又刊登了《一首獻給廣州的歌謠》（A chanson for Canton），對中國人極盡醜化謾罵。^【17】可見，「中國佬約翰」是當時的種族歧視用語，將中國人塑造成落後、愚昧、需要被教訓的刻板形象，反映出19世紀殖民話語體系下西方對東方的文化優越感。

此外，報導亦以略帶嘲諷的筆調描述了這座劇院建築：「建造與裝潢上顯然並未投入太多資金；或者，倘若是由一家公司擁有並經營，那這家公司也是嚴格遵循『有限責任』原則的。這座建築似乎不過是一座巨大的穀倉式竹製結構，以茅草為屋頂，外牆則以棉布或皮革覆蓋，或許所有資金都已耗盡於聘請强大演員陣容或那些大『明星』。」^【18】這反映歐洲人對澳門劇院簡樸建築的不解，在他們看來，劇院應當是像倫敦的劇院那樣富麗堂皇的永久性建築，而非這種看似臨時的竹木結構。

在歐洲觀察者眼中，這種簡陋表面上看是為了節省成本而採用的最廉價建築方式，然而，這種竹棚劇院事實上卻有其合理性，至今仍在粵港澳地區相當常見（圖十），其具有造價低廉、搭建快速、拆卸方便等突出優點，因此，每逢賀誕節慶，城鄉各地均可見到此類臨時戲棚拔地而起，而且竹木在潮濕多雨的嶺南地區既能適應多變的天氣，又能快速回應流動演出的需求，戲班演完即拆，因此沒有必要建造永久性的石砌結構，這種建築智慧，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南方民間建築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以及民間藝人與工匠在長期實踐中累積的寶貴經驗，搭棚工藝亦已於2017年列入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圖十一）。

《倫敦新聞畫報》這篇報導最有趣的部分，是點名巴克斯通（John Baldwin Buckstone，1802–1879）（圖十二），半開玩笑地建議他從澳門劇院的運營模式中汲取經驗，表示「連那家長盛不衰的乾草市場劇院（Haymarket Theatre）的經理都值得借鏡」^【19】，巴克斯通是當時英國著名的劇作家和喜劇演員，1853年至1877年間曾任乾草市場劇院等劇院的經理，任內將該劇院打造成為一流的喜劇表演場所。

《倫敦新聞畫報》建議效法的，首先是全天候連續演出模式：「他的中國同行全日營運，每場兩小時的演出一場接一場進行！」^【20】這種類似後來電影院的排片模式，在當時的歐洲劇場可謂聞所未聞。歐洲劇場通常只有夜間定時演出，而中國戲班卻可以從白天演到夜晚，滿足不同時間前來的觀眾，然而，這種高頻次演出模式也帶來了一個問題：「觀眾如此熱愛戲劇或『唱戲』，以致於在他們付費觀看的演出結束後，仍不願離場。」^【21】然而，對於這種賴著不走想接著觀看下一場的觀眾，澳門劇院經理「完全有能力應對這種突發狀況——這對巴克斯通先生來說，又是一個寶貴的啓示。」^【22】其獨特的應對方法，正是報導中最讓人驚嘆不已的部分。

第一招是「水攻」：「類似消防水泵或水炮的東西，是中國劇院的設備之一；這台機器會由工作人員用來猛烈噴射那些拖拖拉拉不走的觀眾，通常能有效澆熄（damp）他們的熱情，並將他們驅逐出去。」^【23】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頗為粗暴，但在當時的澳門劇院中似乎是常規操作。《倫敦新聞畫報》顯然對此感到既震驚又好笑，還特意用了「damp」（澆熄他們的熱情）這個雙關語，既有「使潮濕」之意，也暗指「打擊」觀眾的熱情，一語雙關，妙趣橫生。

如果水攻還不奏效，就要動用第二招「火攻」：「水換成火。煙火炮、手炮，或許還有改良版的『臭氣罐』或是類似的投擲物（實際上，我們推測，應是某種氣味刺激性很强的中國玩具煙火），會朝著頑固的遲遲不願離場的觀眾發射，我們毫不懷疑，這些人在這最後的攻擊下會衝出去，其中有些人還會帶著火冒三丈（a burst of fiery）的憤怒。」^【24】編輯在這裏又玩了一個文字遊戲，「a burst of fiery」既指觀眾被煙火攻擊的狼狽，也指他們的惱怒情緒。這種筆調背後，也透露出一種驚訝——原來散場問題可以用如此直接的方式解决，這種獨特的清場方式，雖然令西方人嘖嘖稱奇，卻也反映了當時觀眾對戲曲的狂熱程度。《倫敦新聞畫報》暗示巴克斯通可以用「水攻」或「火攻」來趕走不願離場的觀眾，顯然是一種諷刺性的幽默，既驚訝澳門劇院簡單粗暴的做法，也調侃了可能同樣需要想辦法對付不守規矩的倫敦觀眾。

這座1866年出現在《倫敦新聞畫報》上的竹棚劇院，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希爾德布蘭特的畫筆與記者的文字，卻為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證，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文本。這篇報導不僅記錄了澳門劇院的建築樣式，更記錄了一種文化相遇的瞬間——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如何以既好奇又困惑的眼光，注視著東方的舞台。這種目光中，有誤解，有嘲諷，卻也有一份記錄異域奇觀的渴望。正是這份渴望，使得這篇報導成為我們今天回望19世紀澳門的重要窗口。